本節文字從社會現象談起，指責了南朝豪門貴族不務實際，誇誇其談的惡習：“世中文學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諸掌，及有試用，多無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喪亂之禍；處廟堂之下，不知有戰陳之急；保俸祿之資，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勞役之勤”。可以說，這是對南朝流俗時弊的高度概括，字裏行間充溢著憤激之情。繼之，作者又用晉朝南渡後的具體史實，從正反兩方面作了進一步的論證。一方面，豪門貴族擢居高位，“典掌機要”，但多“迂誕浮華，不涉世務”，只知養尊處優，誇誇其談，既不會做官，也不會理家；另一方面，下層官吏，因其社會地位低下，倒能夠做些實際事情。為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呢？作者認為：“梁武帝父子愛小人而疏士大夫”。這樣，不僅指出了時弊，而且揭示了造成這種不良風氣的社會根源，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最高統治者，觸及到了問題的本質，使論證深入了一層。
但作者對時弊的揭露與批判並未就此停止，進而又論證了它嚴重的後果：一旦身遭禍亂，這些嬌生慣養，“膚脆骨柔，不堪行步，休羸氣弱，不耐寒暑”的豪門子弟，只好坐以待斃。經過正反兩方面的反復申說，立論的客觀依據及“涉務”的重要性遍突出來了。光強調其重要性是不夠的，還應當解決怎樣“涉務”的問題。
最後，作者從社會的動亂，黎民的疾苦，演繹出了這樣的道理：“涉務”應“知稼穡之艱難”，應教人懂得務本，而不能象南朝貴族那樣“不知幾月當下，幾月當收”。這種以農為本的思想，在當時是具有戰略意義的。
綜上可知，士子為官作宰，除了良好的文化素養以外，如何靈活地運用所學辦理實事，仍是最重要的一著。東晉至齊梁以來，士子頗泥滯於所學，多不堪時用，乃是理論與實踐脫節所致。要根治這一不良傾向，首先要求時君明白學以致用的重要性，其次必須對於士子辦事之瑕疵早作申斥，從而督促他們務實辦實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