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类出现在地球上之后，尤其是在出现文明之后，人类就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人类需不需要道德？这是一个重大而深远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地球上曾出现过诸多文明，有些文明就不知道道德为何物，这与它们具有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有关。鬼神至上的文明、物质至上的文明都是不需要道德的，即便有所谓的道德，道德占有的地盘也是小得可怜。对于统治集团来讲，他们是需要道德的，希望藉此维护自己的统治。但他们往往又会忽略了道德，因为他们发现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即信神拜物。当信神拜物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后，道德都会被挤扁了。不过信神拜物的人都会坚持自己有道德，信神的人坚持信神就是道德，黑格尔就是如此，他就曾认为不信神的人没有道德，文明无法持久，而对中国人的道德就搞不明白，所以不能理解，不能接受。拜物的人坚称拜物就是道德，因为社会等级、社会秩序都是根据财富来制定的，而道德尽在财富之中。在这里我们会发现，道德与人没有关系，只与鬼神财富有关系，这其实已是非道德了。
道德应该是人的标签，是与鬼神财富相区别的标签。毕竟文明的人类已经站在地球之上、宇宙之中，人应该有自己的标签。所信之神，所拜之物与人的特色、人的标签毫无关联。从道家的观点看都是在打击之列。因为它们不仅不算人的标签，相反还在残害人的标签。用儒家的观点看，重鬼神必然轻人事，这是重人事轻鬼神的儒家坚决反对的，儒家重义轻利，自然反对物质崇拜。神与物不算人的标签，那么什么算是人的标签？古典时代的文明就三家：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古代中国文明。古印度文明主要讲神（神性之学），古希腊文明主要讲物（物性之学）。古印度文明和古希腊文明都没有个人贴上标签。古代中国文明主要讲德、道德（德性之学）。只有德性之学给人类贴上了道德的标签。这种标签不是穿两件衣服，也不是戴上一块名表，而是走进人的心灵世界，在人的心灵之上贴上的属于人独有的标签。
信神拜物降低了人的形象和价值，使人不是在为自己而活，而是在为人的欲望和目的而活，这一点让道家实在看不起，儒家对此也持排斥态度。不过道家也没有给人贴上标签，而是将道抬上至上的位置，给超自然力贴上道的标签。在儒家看来是“蔽于天而不知人事”。儒家给人贴上道德的标签其目的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儒家给人贴上标签的最高目的就是“天地之间人为贵”，
用伦理道德将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赋予人傲然天地万物之间的形象。
道德的标签是贴在人的心灵之上的，而非是什么绚丽的包装，也非什么虚伪的遮羞布。儒家道德的核心内容是仁德。这种仁德只能在人的内心世界中运动，不可外溢到政治和社会方面。反映在政治上的德治仁政，反映在社会上的三纲五常都显然走向了畸形性质。道德在内心世界只是约束个己的，这是因为道德可以进入所有人的心灵世界，人人都有，而非某些人有，道德不是某些人的特权。社会精英和统治者应该用道德约束自己，而非用所谓的道德去约束人。能够约束他人的道德已非真道德了。因为大家同是人，有共相，社会上层是人，下层也是人，人人心中都可以装下道德。社会上层用道德来约束他人时必然和他人心中的道德产生冲突。虽然在等级制社会中上层对下层有一种威压，但是当这种威压失效时就是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的开始。不过换一种思维看，在古代中国，受生产力限制等原因，道性之学、物性之学都没有融入到社会中来，孤立的德性之学主宰着社会意识形态，因而道德必然充盈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成为统治者维护自身地位和利益的工具。道德走向了律他也就不足为奇。这就是说在古代道德走向律他是时代使然。只有把外溢的道德收拢到内心来，成为自律的道德，道德才是一个人的标签。
在古代中国，随着周朝的建立，道德便开始了它的发达史。此时的道德主要表现为律令和制度，即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这可以说是律人的道德。到东周之时，周王室开始衰落了，而且是越来越衰落且没有复振的迹象。周公制定的律令制度已不被强大起来的诸侯放在眼中，而且可以随意践踏，正所谓“礼崩乐坏”了。到孔子之时，道德开始跃升，一变而为儒学。孔子是儒学的创立者，他将道德拉入到内心世界，从而在内心世界发生了“仁”。仁好比大功率发动机，鼓动起人的道德内生力量。孔子的仁原本来自内心，教人自律。孔子之时王室衰微，诸侯强大，道德已经不能律人了，因此孔子要求君子们自律，“克己复礼为仁”。从律己的角度讲，孔子发展出的儒学具有极其先进意义的。要知道当时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还没有挺立起脊梁，拜倒在鬼神财富的脚下，人活得还没有人模样，可怜至极。而同时代的孔子挺起了做人的脊梁，发展出心中的爱人之仁。别人在拜神爱财，神贵人贱、物贵人贱，孔子之儒学则将人提升到天地之间最贵的地位（畸形儒学在那里搞德贵人贱）。儒学凭借其先进性成为中国文明两千多年的精神价值的主导者。
孔子发展出的儒学将道德推升到新的层面和高度。但是在等级制社会中，孔子既希望诸侯自律，维护周朝礼制，但又无法改变奴隶主贵族所维护的等级制，为了迎合统治集团的需要，孔子由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并将等级制纳入到道德范畴，儒学为了维护礼制而成为了统治集团的帮凶，，成为约束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至于“小人”，已然与道德无缘。孔子曾经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孔子眼中，道德只为君子所有，而小人只认得钱，总之，在孔子这里，从仁的角度看，道德是自律的，而从礼的角度看，道德又是律人的，孔子的首鼠两端为儒学的分流埋下了伏笔，其后学孟子和荀子分别发展了孔子的仁和礼。而礼似乎已经远离了道德。孟子发展的仁学在世人眼中得孔子的真传，因而后人将他们合称为孔孟，他们的主张也被称为孔孟之道。孔孟之道是儒学的正统。据说“孔孟之道”这个组合词最早出现在北宋，至于“孔孟”连用最早出现在东汉，此前在思想界人们更多地称呼“周孔”，即人们只承认周公和孔子的伟大，后来随着孟子地位的上升，“孔孟”的说法也随之增多，并逐渐固定下落。
孔孟之道主要讲的就是孔子的仁学，至于礼学则是孔子和荀子的事情了。仁是一个人的内心情感，从这一定讲仁具有共相，是所有人之仁，在内心世界仁具有超越性、大同性。人人都可以拥有仁，孔子没有这样的观点，但孟子和荀子都持这种观点。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说：“涂之人可以为禹。”从孟子荀子的讲述看，仁除了有超越性、大同性外，还有平等的性质。至于孔荀之礼，则不具有这些性质。礼是维护等级制的，虽然礼可以被推广到一个世界当中，但这里的人们实在是缺少平等，而且在宗法等级制下，不同的人们所持的礼节也都不同。礼不能超越，也不能大同，它走的是差异化之路。礼所维持的社会是台阶式的倾斜社会。荀子将孔子的礼向法制的方向引渡，荀子也因此而成为了儒法沟通的桥梁，荀子的两大弟子韩非和李斯都是法家人物。可以说孔子要求人们所复之礼最终与法家之法融合到一起，虽然礼并非是法，但不可否认的是礼具有法的性质。中国是道德盛行的国度，人们欢迎道德远甚于欢迎礼法，故而孔孟之道备受人们欢迎和推崇。
孔孟之道是道德学说中纯正的心灵之学。心灵之学是共相之学，具有超越性、大同性、平等性乃至自由（道德自由）的性质。儒学重人事轻鬼神，积极昂扬向上，明知不可而为之，是入世之学。道学就曾人的成见之心难以泯灭，所以是非因此而起。不可否认的是，生活在世上的人们都有自己的成见，因环境和所需不同，这种成见也不相同，这一点所谓的民主世界中求证，在民主世界中多的就是不同的声音。故而孔孟之道在世上推广时就很容易遭致抵制。孔子和孟子在周游列国时就不大受待见。尽管世人持不同心态对儒学持排斥态度，但这并不能阻挡道德在世人的流行，人们不能完全蔑视道德生活。尽管道德生活不一定就是孔孟之道，但孔孟之道作为一种精神正在日益影响着人的内心世界，在你受得了的驱动下，最后勃发出道德人文精神。一个人的人文精神是一条溪流，而对于一个文明来说，溪流最后汇聚成江河，汇聚成海洋，一个浩大的文明便以一种崭新的、独具特色的形态扎根于地球之上，这就是道德化的中国文明。
孔孟之道之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之中，是不可外溢，因为它只用于自律，而不能外溢去律人。道德一旦外溢就会由形而上世界下落至形而下世界，走向差异。道德一旦外溢就会律人，之所以律人是因为道德外溢的人都会认为自己有道德，而他人没有道德。其实有与没有之间麻烦就产生了，因为这里出现了差异。追求乃至放大差异就会违背超越、大同、平等、自由等儒家所具有的价值观。这一点儒家也有朦胧的认识，《礼记·礼运》在对大同和小康论述时就对大同不抱信心，更青睐小康。小康就是差异化的世界。儒家虽然有天下为公的大同情怀，但最终却流落道小康社会，原因就是它一不小心让内心的道德外溢了出来，不走大同之路，而是走上了差异之路，结果只能去往小康之路。
在儒家学说中有诸多道德条目。在仁之外还有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勇孝慈等，它们与仁有平行关系，但又是从仁中发展出来的道德条目，仁能够统领它们，不过这种统领关系是微弱的，不像道家的道对万物统领的那么直接。尽管有微弱的统领关系，也使得仁也了超越和大同的性质，其他的条目也有一定的超越性质，但它们各自的意义只是某一方面的，不具有全面性，即小同的性质。这些小同是大同在不同方面的差异反映。尽管仁的落脚点有差异的趋向，但只要不外溢出来，诸多条目都与仁结合为一个整体，仁的统领意义就是存在的，全部整合在一个内心世界中。内心世界是一个形而上的世界，只要不脱离这个世界，道德中的诸多条目包括仁具有整体的超越和大同的性质。从“朴散则为其器”，“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物”的道家法则来讲，内心的道德一旦外溢，结果就是“朴散则为器”，“形而下为物”走向了差异化之路，就会丧失超越、大同、平等、自由等诸多性质。
儒学似乎有一个不足的地方，就是仁与其他道德条目之间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很显然孔子等道德家都是一视同仁地视之，比如说“仁义礼智信”之五常之说，看不出谁具有优势。劳思光先生说：“故就其基本理论言之，‘仁、义、礼’三观念，为孔子理论之主脉，至于其他理论，则皆可视为此一基本理论之延伸发挥。”儒学最大的不足之处就是在其理论当中缺少一个中心，没有中心也就没有系统，进而不会发生秩序，这是儒学内部多矛盾和冲突的主因。试看民主社会之所以给人乱糟糟无序的感觉，根源就是在民主社会的价值观中缺少一个中心，对有利于富人的秩序采取法治的暴力进行维护。儒学在外部世界虽然提供了一个秩序，但是靠专制王权的力量才能完成的。在儒学的内部因缺少中心而未能出现秩序。孔子述而不作，站在不同的场合说出不同的道德条目，如说管仲仁，颜回安贫乐道也有仁，子路勇、君子义等，这更增加了儒学内部的失序，从而也增加了矛盾和冲突。比如其仁和礼之间就有抵牾，仁是大同平等之共相，礼是差异等级之殊相，二者正好相反。再有孔子有教无类，又有君子和小人之分，而且还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等等。女子与小人难养？更难养的是君子，不知比别人多消费了多少社会财富，而社会动乱就是因为君子难养的过（用道家的观点看我们在搞是非之争）。显然孔子学说中冲突之处是不言而喻，矛盾产生是因为孔子有目的地在为统治集团服务，从而造成了理论之失序。
儒学给人的印象是，孔孟都特别重视仁，将仁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这就使得仁与其他道德条目之间的关系有些尴尬，说统领不像统领，说平等又不是。儒学最大的失误就是没有出现一个中心，没有中心就不会有秩序。这种无序现象是儒学共相和殊相不分，形而上和形而下不分，儒学缺少系统性和思辨性。道学是浑沌之学，但内部有系统，有结构，秩序井然。儒学不愿说浑沌，其实内部是很糊涂的，这种糊涂表现为孔子并不知道道德是应该关在内心（形而上）世界中，还是任由它外溢到外部（形而下）世界当中。孔孟都以游说为能事，这需要标榜自己有道德，因而不经意间就会让道德外溢出来，收拢不住就会滑入到差异的世界当中，成为畸形。
道家说“无为”，佛家说“不可言，不可说”，儒家到处张扬大概也不是什么好事。不过儒家是入世思想，自然要张扬。这就使得儒学不得不从心灵之中外溢出来，走到形而下差异世界之中，违背了自己原有的超越、大同、平等、自由的价值，降低了自己的高度。儒学会误入歧途，根源还是缺少思辨性，孔子到处奔波，未能静心下来好好思索一下。孟子对儒学的系统化、理论化做出了很大贡献，但还很不到位。到宋明理学发达之时虽然增加了思辨性，但是受释道影响的，由于有专制王权在，新儒家的所有努力都大打折扣。在特定的时代儒学原本是十分先进的学说，引领着一个文明发展了两千多年，儒学的不足之处是它在近现代衰落的根源。儒学曾经的兴盛是因为它傍上了专制王权，当没有依傍后就走向了衰落，且无复振的迹象。
儒学衰落且不能复振并不表明人来从此不再需要儒学，其实人来是离不开道德的，但这并不代表人来离不开儒学，只有回归正道的儒学才是人类不可割舍的。所谓的回归正道，就是将道德关在心灵世界中用以自律，而不是让它外溢去律人。自律正是道德修养的精髓所在。道德用于自律，那么该如何张扬和标榜？关于这方面儒家应该向道家、佛家学习。当儒学重回心灵世界（形而上世界），儒学就会出现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就是仁；至于礼，它是取差异等序的，当属于形而下世俗社会范畴。至于其他道德条目，是仁的外在体现，尽管也体现出差异和不同，但作为律己的教条，应该归入形而上心灵世界之中，不应该在形而下世俗社会中张扬。当反映形而下有所差别的道德生活的诸多条目被纳入到心灵世界当中，用道家的话说就是得道的真人了，就好比《德充符》所说的那样，即便是畸形和残缺之人，都会让人敬重友爱。道家就要求人德不外显，否则就如《大宗师》中那被冶炼的金属块，急不可耐地从炉火中跳出来说，“我定会成为名剑莫邪”，而被冶炼工匠视为不详之物。这里我们也认为道德不该拿来张扬显摆。
将道德关入内心世界是道德家所不高兴的事，他们靠的就是卖弄道德吃饭，要是将道德关起来，让他们该如何入世？在大同世界中是三道合一，儒学不再独尊，内心世界是思辨性儒学的最后最好归宿。
这里我们无意改造儒学，只是紧紧抓住儒学中有益的成分加以铺展，以展示道德“德不外显”的自律成分。道德的目的就是要求人们做人，做与鸟兽有区别的人，做与鬼神相揖别的人之为人之人，即做有独立人格之人。至于用道德去威压别人，搞“礼教吃人”那一套这里是坚决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