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建安十七年（212年）冬，十月，曹操东击孙权。董昭言於曹操曰：“自古以来，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处人臣之势者也。今明公耻有惭德，樂保名节；然处大臣之势，使人以大事疑己，诚不可不重虑也。”乃與列侯诸将议，以丞相宜进爵国公，九锡備物，以彰殊勳。（贤曰：礼含文嘉曰：九锡，一曰车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户，五曰纳陛，六曰虎贲百人，七曰斧钺，八曰弓矢，九曰秬鬯。谓之九锡，锡，予也；九锡皆如其德。左传曰：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祝宗、卜史、備物典策。）荀彧以为：“曹公本兴義兵以匡朝宁国，秉忠贞之诚，守退让之实；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礼记檀弓，曾子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操由是不悦。及击孙权，表请彧劳军于谯，因辄留彧，以侍中、光禄大夫、持节、参丞相军事。操军向濡须，彧以疾留寿春，饮药而卒。（考异曰：陈志彧传曰：以忧薨。范书彧传曰：操馈之食，发视，乃空器也，於是饮药而卒。孙盛魏氏春秋亦同。）彧行義修整而有智谋，好推贤進士，故时人皆惜之。臣光曰：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门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陈文子诸侯之贤大夫，皆不足以当之，而独称管仲之仁，岂非以其辅佐齐桓，大济生民乎！齐桓之行若狗彘，管仲不羞而相之，其志盖以非桓公则生民不可得而济也。汉末大乱，群生塗炭，自非高世之才不能济也。然则荀彧捨魏武将谁事哉！齐桓之时，周室虽衰，未若建安之初也。建安之初，四海荡覆，尺土一民，皆非汉有。荀彧佐魏武而兴之，举贤用能，训卒厉兵，決機发策，征伐四克，遂能以弱为强，化乱为治，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其功岂在管仲之後乎！管仲不死子纠而荀彧死汉室，其仁復居管仲之先矣！而杜牧乃以为“彧之劝魏武取兖州则比之高、光，官渡不令还许则比之楚、汉，及事就功举，乃欲邀名於汉代，譬之教盗穴牆发匮而不與同挈，得不为盗乎！”臣以为孔子称“文胜质则史”，凡为史者记人之言，必有以文之。然则比魏武於高、光、楚、汉者，史氏之文也，岂皆彧口所言邪！用是贬彧，非其罪矣。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功，與萧何同赏矣；彧不利此而利於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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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彧拒董昭九锡之议，为曹操所恨，饮药而卒，司马温公许之以忠，过矣。乃论者譏其为操谋篡，而以正论自诡，又岂持平之论哉？彧之智，算无遗策，而其知操也，尤习之已熟而深悉之；违九锡之议，必为操所不容矣，姑託於正论以自解，冒虚名，蹈实祸，智者不为，愚者亦不为也，而彧何若是？夫九锡之议兴，而刘氏之宗社已沦。当斯时也，苟非良心之牿亡已尽者，未有不恻然者也。彧亦天良之未泯，发之不禁耳，故虽知死亡之在眉睫，而不能自已。於此亦可以徵人性之善，虽牿亡而不丧，如之何深求而重抑之！
彧之失，在委身於操而多为之谋耳。虽然，初起而即委身於操，與華歆、王朗之为汉臣而改面戴操者，抑有异矣。杨彪世为公辅，而不能亡身以忧国；邴原以名节自命，而不能辞召以潔身。蜀汉之臣，惟武侯不可苟求焉，其他则皆幸先主为刘氏之胤，而非其果能與汉存亡者也。然则彧所愧者管宁耳。当纷纭之世，舍宁而无以自全，乃彧固以才智见，而非宁之流亞久矣。季路、冉求，聚敛则从，伐颛臾则为之谋，旅泰山则不救，而子曰：“弑父與君，亦不从也。”至於大恶当前，而後天良之存者不昧，祸未成而荏苒以为之谋，圣人且信其不與於篡弑，善恶固有不相掩矣。
且彧之为操谋也，莫著於灭袁绍。绍之为汉贼也，不下於操，为操谋绍，犹为绍而谋操也。汉之贼，灭其一而未尝不快，则彧为操谋，功與罪正相埒矣。若其称霸王之图以歆操，则怀才亟见，恐非是而不为操所用也，则彧之为操谋也，亦未可深罪也。试平情以论之，则彧者，操之谋臣也，操之谋臣，至於篡逆而心怵焉其不宁，左掣右曳以亡其身，其天良之不昧者也。并此而以为诡焉，则诬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