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关于我的《做书的日子》
2018-01-12 12:03阅读：
《做书的日子》封面
我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今天写这样一本书。
近几年，我陆陆续续写了一些随笔，讲述三十多年“做书”背后的故事。有时，我会把新写的文章寄给一些师友恭请指教，其中包括我特别尊敬的老作家邵燕祥先生。一次我到燕祥先生府上拜访，他对我说，“读你的文章，知道你经历的事情不少。你应该系统地记录下来。”我笑说，“写回忆录吗？我还没到年龄呀。”但燕祥先生却说，“你可要抓紧呀。如果等你‘到了年龄’，很多事就记不清楚啦。这事我是有教训的。”他的话使我有了动笔写回忆的念头。
确实，退休以后，心态倾向于怀旧，主观上也有写作这类文章的动力。记得有一次，我为了重新编辑一本冯骥才先生十几年前曾经出版的旧作，向大冯索取样书，他在电话中嗔怪我说，“这书是你自己编的，怎么会连样书都不留？”他说，“我告诉你，你做了一辈子编辑，等到退休之后，最大的满足就是欣赏自己编的书！你编过的书可要好好地收藏起来呀！”这些话，我当时听了，并没有很深的感受，但是今天，自己的确是像大冯说的，经常在“翻书忆往”，对着家中的几组大书柜发呆。我知道，这些书，记录了我最重要的几十年人生经历，不仅渗透着我的酸甜苦辣种种体验，同时也凝聚着我对历史、现实和人生的思考。它们就是我人生价值的体现。我属于曾经受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影响的那一代人，对于奥斯特洛夫斯基那段“人生不可虚度”的名言记忆尤深，常以此自我鞭策。而今，在我编辑生涯告一段落的时候，我的确需要给自己走过的道路理一条线索，做一次盘点，主要目的，是要进行一次至少是阶段性
的总结，也算是对自己的一次考试。当然，面对我曾经手（即以各种方式参与编辑出版过程）的两三千本图书，因其总体上已被社会、文化界和广大读者证明是有价值的好书，对于繁荣文化、传播知识、促进社会思想启蒙发挥了一点作用，我的自我考试是及格的。我感到自豪和满足。尽管我一生没当什么官，没发什么财，没成什么名，我也仍然觉得，这辈子过得很值。特别是作为一个读书人，我一生和自己喜爱的图书作伴，从中不仅汲取了太多的营养，而且获得了太多的乐趣。人们说，所谓幸福，就是快乐地生活。我无疑是一个幸福的人。
初稿写成以后，我把它寄给几位好友征求意见。作家张曼菱直言不讳地说，“你写了不少作者和他们的书，为什么不多写写你的同事？”这一句话使我警醒。我感觉稿子似有疏漏。世人皆知，编辑总是需要与人合作的。好书通常不是一个编辑单打独斗的成果。一个好汉也需要三个人帮。我曾见到有老编辑写回忆文章提及自己编了某某有影响的作品，因为没有或较少谈到他人在其中的贡献而招致同事的非议，以至于引起朋友反目。我极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一直对于几十年来在各种情况下支持我的同事怀有感激之情。于是我立即将书稿重新梳理一遍，在一些有必要提及同事的成绩时，加入他们的名字。但是，由于这毕竟是一段个人回忆，受到叙述角度和文体的限制，我言及同事对于某书某事的贡献，仍不可能详尽叙说，有时只是寥寥数语，甚至一笔带过。我希望这些同事可以从他们的角度，对我的回忆做出补充，这样便可以对一些重要的场景进行立体还原。
我在单向街书店讲《我做编辑的33年》(2015年）
这本回忆录的篇幅其实很短小，原因是我并没有把它当做一本书来写。我原本是要给自己留下一个粗线条的、简要的记录，或者说是写一个提纲，以便将来真正要写回忆录或者自传时，能够有一个依据和线索。之所以如此考虑，是因为写作的时机的确还不成熟。有些事情，目前还不适合写；另一些事情，只能略写不可详述。我想起有的老学者将自己的回忆录分为上部和下部，上部出版后大受好评，在万众期待中，下部却千呼万唤出不来。老学者自己解释，是因为下部书稿中涉及了太多的人事矛盾，出版的时机未到。原先我对此并不十分理解，现在我自己写了同类文章，便知道，由于学术文化界人际关系复杂，有太多的问题会使你欲言又止。我本人在这方面，其实没有太多的顾忌，但是客观地说，我承认个人对于问题的观察和记录，常常会带有一定局限，而我的作品以记录事实为目的，不该以一己之见示人。所以，涉及一些名流学者，有些不得不讲的故事，我会尽力将文字收敛，只讲事实，不做评论，以保持客观。
因为这些回忆只是相当于一篇长长的随笔，所以我最初是准备将它编入我的一个随笔集出版。征求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编辑汪小玲的意见，没想到她忽发异想，要为它单独出版一本书，而这个想法居然又得到了她的领导胡洪侠和朵渔的支持。我早知他们是一个极有想象力、极富创意、做事极其认真的编辑团队，特别善于进行出其不意的出版策划，去年他们曾编辑了一套名之为“共同体别传”的系列小书，也曾颇为意外地将我的随笔文章《李敖登陆记》作为独立选题收入其中，并且设计和制作得相当精美。这次他们邀我“二进宫”，我自然乐于从命，同时要谢谢他们的深情厚义。
我和刘再复在香港科技大学（2017年）
书稿完成后，需要一个序言。我想到了刘再复兄。再复兄与我交往30多年，我们相知很深。但是他很忙，要读的要写的著作太多。我有些不忍打扰，犹豫再三后，才把稿子发过去。附言请他写序，嘱他“书稿不必细读，序言不必写长，美言不必多说”。然而他几天后便回复了一篇激情洋溢的序言，说了不少令我愧不敢当的好话，使我感动不已。然而我更想说的是，读者应能从这篇序言里见出再复兄的为人和品格。在我结识的作家学者中，再复兄是一位永远怀抱博大的仁爱之心的长者。他热情、淳朴、善良，总是待人以诚，真情交友，内心常存感恩之念。所以他对我的那些美言，也可以看成是他对所有忠于职守的编辑们的赞赏和鼓励。他喜欢和编辑交朋友，对于每一位曾经给予他一点微小支持的编辑，他都会心存感激。这些，你从他迄今出版了各种版本的著作120多种，他仍然可以清楚地记起每本书责任编辑的姓名，就可以看出（见本书序言）。我想起1985年我刚刚认识再复兄时，曾患一场大病，持续高烧一个月不退，在家休息，无法上班。一天晚上，忽然接到再复兄电话，他慰问我之后，告诉我他弟弟在香港工作，如果我需要内地买不到的外国药品，可以让他弟弟买了寄给我。我当时就流下热泪，说感谢的话都泣不成声。要知道，那时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而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编辑！再复兄就是这样一位令人敬重的长者，有他为我作序，我感到深深的荣幸。
最后，我还想说，希望读者喜欢这本小书。
2017年4月27日
《做书的日子》，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各大网络书店有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