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昌文和他的《也无风雨也无晴》
2021-12-17 10:44阅读：
提起改革开放后异军突起的三联书店，人们总是不由得想到三位杰出的出版家，他们是范用、沈昌文、董秀玉。尽管范用属于老一代，而沈、董只能算是中生代，但是人们习惯将他们三人并提。确实，对于创立三联这个“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的出版品牌，对于中国当代出版业的发展，甚至对于当代社会的思想启蒙，他们三人各自所起到的作用都很显著，而论贡献也似乎难分伯仲。虽然，范用因为资历较高，他或许可以被看作沈、董二人的“师傅”，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三人都是在继承着三联书店创办人邹韬奋先生开创的老三联传统。
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郑勇是中文系出身，他曾形象地比喻，范用、沈昌文、董秀玉三人和邹韬奋的关系，就像宋代文学史上以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首的“江西诗派”与唐朝大诗人杜甫的关系一样，是所谓“一祖三宗”。
邹韬奋自然是三联的“祖”，而范用、沈昌文、董秀玉这“三宗”在不同时期都将传统发扬光大并形成了自己的出版理念和风格，分别成为能开风气、引潮流的新时代出版家。这个说法大抵不错。
话虽如此说，但若说到他们共事中的恩恩怨怨，还真不那么简单。
（一）
到今天为止，公开说到三人恩怨的话题的，也只有沈公。
沈公的《也无风雨也无晴》，是对一些隐秘的初次披露。
这本书，和我的约稿也多少有些关系。
和范公、沈公、董女士相比，我生也晚。2005年春，我从香港三联归来，加盟北京三联之时，他们三位均已退休，但是此后多年，我在三联的编辑岗位上，却深切感觉到他们的影响无时不在。他们的精神已经融入三联人的骨髓和血液。
由于在香港受到蓝真、萧滋等老一代三联人的熏陶，我对三联人的历史比较关注，曾经花费不少精力研究香港的店史；所以回到北京后，我也非常希望前辈三联人能够把自己的出版理念、感悟和经验留给后人。我觉得，如果“老三联”们都能写写回忆录，讲讲自己经历的甘苦，同时又让读者分享他们的成功，是一件很值得做的事情。
正巧，从2008年以后，传记文学作家李晋西、何启治开始用录音整理口述文本的方式，为老一代作家和出版家编写了几本回忆录，分别是牛汉的《我仍在苦苦跋涉》，屠岸的《生正逢时》，还有曾彦修的《微觉此生未整人》，这些书，都是他们事前与我约定，要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有了这个基础，我便考虑要把同类的图书做成一套。接下来向谁组稿？顺理成章地就想到了范公、沈公和董女士三人。那段时间，我曾不止一次向他们三位约稿，告诉他们，只要拿出几十个小时的时间接受访谈并且录音，不用自己动笔，书稿就可以大功告成。
范公当时身体已经不大好，而且他当时的心思，都放在整理400位作者给他的大约1800封书信上面（这便是后来出版的《范用存牍》），顾不上口述录音这些事情。董秀玉女士觉得自己的年龄还没有到写回忆录的时候，也是一再婉拒。这三人中，只有沈昌文先生表示可以写，但是他不需要别人来做访谈和录音。他认为，自己的书必须自己动笔。
沈公当时年届80，身体依然强健。他习惯身着马甲，背双肩背包，乘公交车每天来三联“打卡”。他说这里是他的永久通信地址，他是来取邮件的。大家进进出出常遇到他，见面有时寒暄两句，有时只是点个头，谁也不把他当做外来的客人。那时三联编辑部给他留有一个工位，配有电脑，他来了，就坐在工位上，一般是上网查资料，发现有好看的文章，就下载打印，然后复印多份，分送他的朋友。他很幽默，称打印机和复印机是“打小姐”和“复小姐”，他说自己每天都要与这两位小姐约会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他在电脑上写文章，奇怪的是他这些年著作颇多，也不知他是在何时何地写成的。
沈昌文先生
2011年夏天，有一天沈公拿着“打小姐”印好的一大摞稿子找我。我知道，这是他的回忆录完成了，非常兴奋地迎接他进屋。但是沈公开口便对我说，“这本书我估计你出版不了，只是因为你约过稿，所以我还是拿给你先看。”
我接受了书稿，迫不及待地开始阅读，用了两三天时间，将它一口气读完。
这部书稿的题目，就是《也无风雨也无晴》。顾名思义，沈公认为自己的一生，虽非一帆风顺，却也是在波澜不惊或者是有惊无险中度过的。我看到，在这本书中，沈公从自己的童年作为上海的“棚户”里的“小赤佬”写起，写到他如何以校对的身份进入出版机构，如何经历了“文革”，如何参与创办《读书》，如何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一直到退休后如何编《万象》杂志，如何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以及如何享受退休生活，等等，可以说是一本相当完整的个人生平记录。当然，和一般性的生活记录不同，沈公作为杰出的出版家，他的叙述可谓静水深流，表面上像谈闲话，像聊天，讲的都是平淡故事，但其实词语含蓄，内里是“既有风雨又有晴”的。这本书不仅记录了作者“为了书籍的一生”业绩，也披露了诸多出版背后的隐情，包括一些尖锐的矛盾冲突，从而在展现三联人的出版理念与文化情怀的同时，也透露出了诸多无奈。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窥见沈公如何成为改革开放时代以后中国文化的重要推手，也可以洞察中国六十年来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的变化。在这个意义上，这本书显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非常值得推荐给出版界、文化界的广大读者。
然而，我读后仔细琢磨，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我开始有些明白，为什么沈公从一开始就告诉我这本书我不能出版的原因了。
（二）
沈公毕竟是前任三联书店总经理，他知道哪些内容不适合在三联出。
首先，是这本书中一些题材和话题敏感。
沈公到了今天的年纪，写文章也到了“我手写我心”的境界，秉笔直书，无所忌讳。他大概是想把自己想说的话，都一股脑说清楚，所以也没有考虑出版的政策尺度。比如谈到“文革”，谈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他写的一些细节，是必须进行技术处理的。这些，也不知他是否愿意改动。
其次，是书中的回忆与史实或有偏差。
因为不是在写学术著作，沈公写此书是比较随意的，基本是随思而录。在文风上，他追求轻松的幽默感，在议论时喜欢自嘲和调侃，这种近于油滑的风格使他的文稿生动活泼有余而严谨精确不足。此外，他的记忆有时并不准确，但是他固执地坚持写到书中。对此，仅举一例可知。
在《也无风雨也无晴》中，沈公谈到他做了一个“大动作”，即开辟香港和海外市场。具体作法是把他的副手、北京三联书店（即总店）副总经理董秀玉，派到香港三联书店（即分店）当总经理。他把这叫做为北京三联“开疆拓土”。但事实上，香港三联书店尽管曾经使用“三联书店香港分店”的名义，但从未隶属于北京三联，从中共建国以来，它在香港就归属新华社香港分社领导，和北京三联是不挂钩的。所谓总店分店之说不属实。所以董秀玉被派到香港，是京港两地上级领导协商的结果，沈公顶多算是一个推荐人，是完全做不了决定的。
对这事，我可以算是一个见证人。我本人1996年到2004年也在香港三联工作8年，此前，我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而并非北京三联“总店”的员工，能够赴港工作，是香港新华社通过新闻出版署给我下的调令。当时，北京三联可能都不知此事。
但是沈公认定，此事由他主导。书稿里面写道，1990年他因为在董女士的赴港和回京的安排上和被称为蓝公的香港三联老领导蓝真先生有分歧，在一次宴会上被蓝公叱骂，以致当天他向蓝公敬酒被蓝拒饮，弄得很丢面子。其实完全是他记错了。因为董在香港的去留并不由他安排。
这件事还有后续故事，我曾亲眼目睹：2013年7月1日，北京三联为恢复生活书店品牌，召开新店成立大会，为此特地从香港请来了生活书店元老蓝公。当晚在宴会上，沈公再一次旧话重提，蓝公立即与他争辩，告诉他，董来港和回京，都不是你能决定的。我们香港三联从来不是你的分店。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几乎短兵相接，我坐在两人中间，一会儿劝左边息怒，一会请右边消火。费尽力气，才算压下了两人的争吵。事后，沈公再次向蓝公敬酒，又再次遭到拒绝。
这可以说是顽固的记忆错误带来的内容失实，类似情况，书中恐怕还会有。
范用先生（罗雪村画）
其三，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我发现书中涉及了范、沈、董他们那一代三联人的恩恩怨怨。对董秀玉女士，沈公所言不多，只是在1996年他被突然宣布退休时，对董的做法隐约略有微辞，发了几句牢骚而已，最终还是将此事的责任归于范公。但是对于范公，他则是将两人的矛盾完全公开化。尽管沈公承认自己曾经是范公“多年的忠实信徒”，他担任三联书店总经理也是范公大力举荐的结果，但是由于出版理念、行事风格乃至个人性格的不同，在沈公担任总经理而范公以退休之身继续担任三联编委会主任的几年中，他们在合作中有些争执。沈公是总经理，当然事情由他拍板，于是就有了一个对前领导范公是否尊重的问题。对于那些具体情形，两人各执一说，谁的意见正确，后人已经无法置喙，但是在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沈公几乎把他与范公的矛盾作为一条叙述线索，历数了范公与他“绝交”之后对他所做的一些绝情的事情。当然，沈公是从自己的角度，对于那些有争议的历史旧事作出解释，主旨是要吐出心头苦水，倾诉自己的委屈。
其实对于这些三联往事，我过去也早有耳闻，老三联人讲八卦故事，难免会谈起范沈恩怨，但是舆论倾向，通常是接受范公的说法，对沈公多有批评指责。然而，这本书从沈公的立场叙述，完全是做了翻案文章。
对此我有些为难了。究竟能否接受出版？我内心一时深感矛盾。想找沈公谈谈，又简直不知从何说起。
（三）
我和沈公认识得很早，但并不是很熟。
1982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那时沈公还在人民出版社编辑《读书》杂志，“人民”和“文学”两社同在朝内大街166号，大家在同一个楼梯上上下下，真是低头不见抬头见。那时沈公和范公一起，几乎每月都搞“读书服务日”，虽然并不会邀请我们这些邻社的小青年，但是我们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常常去参加，聆听一些文化界名流学者神侃，其中也常见沈公音容笑貌。但我们和他缺少近距离接触，在他看来，我们“文学”社新来的四个男性大学生是“一伙”，他开玩笑，有时称我们是“四条汉子”，有时又叫我们“四大金刚”。我们对他这样的老编辑，基本是当做大神来仰望的。
后来三联书店搬走了，我见到沈公的机会也少了。我只记得90年代，为了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位台湾作者，我找过他两次，无非是代他们互相传递问候和书信之类，见面谈话也不多。
更多的接触，还是2005年我回到北京三联任职之后。大多是三联举办活动，要请他出席讲话。作为前领导人，他对三联的感情很深，每次为我们“站台”，发言都热情洋溢，给我们诸多鼓励。
但是我和他谈不上私交。若是谈这部书稿中的问题，完全公事公办，还真难于启齿。
然而事情非我出面处理不可。于是一周以后，我硬着头皮，约沈公到我办公室。
一进屋，沈公就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顿地问：“怎么样，你出不了吧。”
这一下，气氛倒立刻轻松了。我笑说，“真的，有点麻烦。”
接着我把自己在书稿中发现的三个方面的问题，都和他交换意见。沈公静静地听，一言不发。
我对他说，这部书稿如果要在三联出版，可能修改的幅度还比较大。政治上的敏感问题按惯例处理，这一点相信他容易理解，因为对任何中国内地的出版社来说，都有一个掌握政治标准的问题；关于记忆中的偏差，我们也可以尽可能地帮助他修改，只要他愿意改，这并不难解决；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处理他与范公的恩怨。因为范公对沈公的意见，只是在三联内部特别是老同志之间讲，并没有诉诸于报刊和公开出版的文字。董秀玉女士也从未对此事谈论一点一滴。在此前提下，现在沈公这样写《也无风雨也无晴》，如果三联接受原样出版，一方面等于是我们自己将老一代三联人的内部矛盾公开化，另一方面则意味着我们接受沈公对于范公的观点。目前看来，这样做似乎不可取。
我向沈公解释，在这些历史旧案中，我们对谁是谁非并不作判断。我给他举了一个例子加以说明。
大约在2006年，杨振宁先生曾向我推荐台湾著名记者江才健写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希望三联书店出版。我把书稿带回三联编辑部，大家阅读时发现，这本书用了很大篇幅谈论杨振宁和李政道在“宇称不守恒”理论上的发明权问题。我们早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杨、李二人发生争论，甚至最终导致两人绝交。但是我们当时并没有看到李政道公开谈论此事，而江才健所写《杨振宁传》，基本是站在杨振宁的立场上叙述，把“杨李之争”做了定性。我们认为，三联不既不该主动介入到杨、李两人矛盾中，也不该把这个事关学术的争议在大众中公开化。所以我们婉言谢绝了杨振宁先生，没有接受这本书。
针对这个例子，我直截了当地对沈公说，《也无风雨也无晴》所涉及的情况，和“杨李之争”还有一点不同。这就在于杨振宁和李政道两人都还健在，双方有不同意见，今后还可以继续讨论。但是范公已经去世了，沈公的观点如果一锤定音，对于范公是否不公平？
大块文化出版繁体字版《也无风雨也无晴》（2012年）
沈公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但是他认为，对现有书稿做大幅度删改恐怕没有必要。
我说，我也没有要求他删改的意思。因为删改是要伤筋动骨的，想必沈公肯定不能接受。我说自己明白，沈公之所以写这本书，就是因为有些话不吐不快。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为了说出这些我认为需要商榷处理的话，才写出这本书的。因为他心里知道，在他与范公的矛盾中，三联人对范公的同情远远多于对他的理解，所以他才感到有必要把自己委屈和盘托出。如果要求他删去这些内容，那他出版此书还有什么意义？
充分交流沟通之后，我建议沈公别在三联出版了。
沈公非常通情达理，他听了我的意见，不但没有一丝不快，反而一再说，你的说法有道理。他抱起书稿，拍一拍对我说，“这本书干脆不在大陆出版了，我到台湾去出。”
我说：“那也不必。我只是觉得三联出版不合适。如果大陆有其他出版社愿意出版，我是乐观其成的。”
大约半年以后，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的繁体字版。沈公大度，特地签名送我一册。我拿着这本书，心里真有些难言之隐。
一方面，我觉得有些愧对沈公，他为三联辛苦奉献一辈子，对三联成为中国当代著名文化品牌贡献至伟，而他自己晚年要在三联出版一本回忆录却被我婉拒。特别是他有心里话要说，我没有给他机会。这实在令人惭愧。
另一方面，我曾经把自己的处理意见转告三联领导班子成员，大家都觉得此书我们不出为好。后来，台湾大块文化的版本问世后，大陆读者看不到，但是香港市场有售。香港三联前辈蓝公和萧滋先生来大陆访问，就专门带这本书给北京三联老同志联谊会，要大家传阅。老同志们的反映，自然是为范公鸣不平，对沈公多有谴责。
前面曾说到，2013年7月1日恢复生活书店独立建制那天，香港的蓝公和沈公发生激烈争吵，宴会结束以后，我见蓝公余怒未消，便送他回到酒店房间。我劝蓝公，为这点小事生气不值得，但蓝公说，“我主要是因为沈昌文对范用不好才生气。你没看到吗，范用死了，他还写书骂范用。”
我得知蓝公等人的看法后，又暗自庆幸自己当初决定退稿。
（四）
说起范沈恩怨，原本没有什么重大原则分歧。
范公年长沈公7岁，论年龄他们可以属于同一代人，但从工作资历来看，范公其实是前辈。范公1938年15岁时即加入读书生活出版社，既是“老三联”，又是老革命，而沈公则是1951年才进入人民出版社当校对的，且不说没有革命资历，就是做出版这一行，也是从头学起。在范公眼里，沈公是十足的小字辈。
沈公的升迁得到范公的赏识和重用，这是不言而喻的。甚至，沈公本人也承认，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思想运动中，范公曾经不止一次关照他，甚至是保护他过关，在这个意义上，范公可以说是对他有恩。所以，范公在沈公出任三联总经理之后，对沈公能够延续他的思路、支持他的理念抱有较高的预期，也在情理之中。范公和很多老三联一样，是把全身心献给三联事业的。虽然1986年即办理退休，但是人退心不退。店里的事情，他还是要发表意见，还是想管一管。特别是最初的几年，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三联书店编委会主任。这时对三联的事务发表意见，也不能算是对现领导的工作横加干涉。
当然范公也有自己的缺点。曾经和他共事多年的人民出版社老领导张惠卿先生就曾经说过，“他身上总脱不掉过去地下党时期形成的某些习性，如我行我素，家长式的领导作风，喜欢独断独行，不习惯集体领导等等，常被人认为不太好和他合作共事。”在沈公主持三联工作以后，范公办事的风格和做法，自然有令沈公为难之处。根据两人各自的回忆，矛盾最初爆发在一些并不重要的小事上面。例如对一些书稿中的政治敏感言论要不要删，范公胆大敢担当，而沈公因需要承担政治责任，比较谨慎，对此两人常有不同意见；又如范公懂美术，喜欢为图书装帧设计出谋划策，甚至亲自动手，而此时三联的美术编辑室负责人宁成春东渡日本深造，店里缺少独当一面的美术设计师，范公便亲力亲为，接替了宁成春的工作，他按照自己对图书的理解确定书装设计，有时不免和其他美术设计人员发生一些矛盾，需要沈公出面“抹平”。沈公感到麻烦，对此有怨言，意欲阻止范公干涉，范公自然生气。再如范公约稿，注重书稿的思想文化价值，不太计较经济利益得失，但是沈公担任总经理以后，时代变了，出版社开始建立一种“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新模式，需要完成创利任务了，于是沈公退还了一些范公策划组织的书稿。范公当然也是不悦，但是终归能理解，包括沈公退了范公极为看好的萧乾著作《未带地图的旅人》，范公也没有更多议论，只说“现在三联有困难，不要紧，暂时不出版，也没关系”。这些小小的意见分歧在今天看来，实在不算什么。想必是沈公当时迫于经营压力，忙着为白手起家的三联寻找创新选题、开辟图书市场，办事免不了风风火火，带着急躁情绪，有些话说得没轻重，或者不得体，让范公听了不舒服、恼火。当然他们并没有面对面地争吵，对于沈公所说所做，范公有些只是听到别人传话。这中间很可能存在误解，原本是可以解释清楚的。直到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