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从2005年开始，我先后在三联书店和商务印书馆为杨振宁先生编辑出版了多部著作，因而和他有些近距离的接触。根据自己的观察和了解，我陆续写过一些文章，介绍他的事业和成就，同时展现他高尚的人格和情操。每次我的文章刊出，都会众多读者留言发表评论。其中，对杨先生表达景仰的读者占大多数，但也有些人对他抱有误解，还有些人对我的文章表示质疑。我以为，有关杨先生的几个关键问题，包括他当初决定留在美国、晚年重新加入中国国籍的选择，他对中美关系正常化所做出的努力，他对促进中国科技发展的贡献，他在物理学方面的成就和影响力等等，都是需要进一步撰文说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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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喜欢把杨振宁和钱学森
据我所知，杨振宁当初也曾有过回国的考虑。他父亲杨武之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就是读了博士学位以后回国教书的。杨振宁最初的打算是和父亲一样。但是后来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他1948年得到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1949年受邀到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他原想研究结束后回国，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制定了一条政策，禁止在美国拥有博士后学历的中国留学生回国。而于此同时，他与曾经是自己学生的杜致礼重逢，两人恋爱并结婚。杜致礼的父亲杜聿明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中共列在战犯名单里面。虽然，当时他们两人还不知杜聿明战败后的生死情况，但是杜致礼是肯定不能回国了。这一特殊情况自然会影响到杨振宁的决定。
至于杨振宁与他的家庭，因为战乱也有一段时间失去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杨振宁第一时间发电报探询，接到父亲回复“平安”二字，他欣喜若狂。此后他与父亲的联系一直没有间断，哪怕是在两国完全隔绝的时期。杨振宁是非常遵从父命的孝子，父亲曾教导他“有生应感国恩宏”，“血汗应洒在国土上”，但是父亲从来没有强求他回国，因为父亲知道，美国的科研条件对于杨振宁的学术发展非常重要。
当然，我以为影响杨振宁做出与钱学森和邓稼先不同选择的的，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他们不同的研究方向。大家应该可以认同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现代自然科学是有分类的，它由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组成。钱学森在火箭和导弹方面的突破，邓稼先在“两弹”研究中的发明，都属于技术科学领域的成就，而杨振宁所擅长的“凝聚态物理”“统计力学”“粒子物理”和“场论”都属于理论物理的范围，包括他所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规范场”理论，都要归之于基础科学领域的重大发现。虽然在广义上说，钱、邓、杨三人的学问都和“物理学”、“力学”相关，但是实际上隔行如隔山。钱和邓能做的，杨不一定做得了，反过来说也一样。但是不能否认，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有两个重大的区别。首先，基础科学是技术科学的根基和前提。如果没有基础科学，任何技术发明都没有了依据，所以这方面的研究更值得重视；其次，技术科学可以无国界，也可以有国界，它可以仅为一国服务，而基础科学总是无国界的，它总是为整个人类服务的。
经过这样的分析，再回到五十年代钱、邓回国而杨未回国的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各人的选择，其实是各有道理。钱和邓掌握了技术科学的专业特长，要报效祖国，回国自然是不二选择；然而杨振宁专攻基础科学理论，这是为人类做贡献的研究，自然是哪里的研究条件好，就在那里工作。这还只是针对一般情况而言，还没有考虑五十年代中国的特殊情况。当时的情况是，中国为了避免“落后就要挨打”，必然要优先发展“火箭”、“导弹”和“两弹”，所以钱、邓回国，是可以大显身手的；但是对于杨振宁所主导的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国家在经济落后、“一穷二白”的状况下，既不具备也不可能提供相应的条件。所以基本上可以预见，如果杨先生当初回到中国，那么且不要说他那一系列举世震惊的学术成果是否可以问世，连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学者也一定不是他和李政道。那么他对于人类的重大贡献，也就完全谈不上了。
可以说，杨振宁当时留在美国，是一种献身科学的理智选择，其中也包含着一些身不由己的因素。而后来他加入美国籍，更是在百般无奈之下的“一个很痛苦的决定”。正是因为这样，他在2015年94岁高龄时放弃美国国籍，才会感到欣慰和满足。他说自己感谢美国，因为美国“是一个给了我做科学研究非常好的机会的国家”，但是毕竟，“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事实上，虽然半个世纪身在美国，祖国一直是杨振宁梦萦魂牵的地方。
但是，作为一个埋头于科学研究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原本并不热衷于社会活动。爱国，只是在他的心里。
不过，1971年的中国之行改变了他。
此时，他离开中国整整25年。临走前中国的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此时中国已经发生的巨变令他感到振奋和欣喜。
合肥一家宾馆墙壁上悬挂着毛泽东“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诗句使他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特别是见到了老友邓稼先。他早听说邓参加了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此时又得知这研制工作是中国人独立进行的，没有外国人参加，更是感动莫名。
还有他的老父亲，在病中对他殷殷教诲，让他“把眼光放远，看清历史潮流”，这些话对他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
此时杨振宁大约50岁，距离今天也正好50年。从这时开始，他的人生有了重大转变。读者应该都注意到，不久前杨先生在清华大学为他举办的百岁华诞庆祝会上的演讲，他提到自己人生的后50年，是和邓稼先“千里共同途”，此语所指，就是这个转变。转变后，他不仅作为一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而且也作为一位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一位身居海外的爱国者，一直在助力祖国的事业。
70年代，他频繁往来于中美之间，会见过毛泽东主席，并与周恩来总理多次长谈，直接促进了中美科技文化交流。例如1971年作为第一个回国的华人科学家，在和周恩来总理的会谈中，不仅介绍了美国社会的有关选举、政党、民权、法律等等制度性问题，帮助周在中美关系改善之前，深入了解了美国的政情和舆情，而且特别重要的是，他建议中国要加强基础科学理论研究，大力培养理论人才。这在当时“文革”将所有大学和科研机构统统荒废，将科研人员和大学教师大批送往“五七干校”的时代，可谓空谷足音之言。我们都知道，正是从1972年以后，高等院校开始恢复招收工农兵学员，尽管选拔人才的制度仍然不正规，但这毕竟是对停止招生6年的高等教育的恢复，是“文革”从乱到治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人们不能不承认，杨先生在其中是起了促进作用的。及至一两年后，国内教育界在周恩来总理直接主持下进行整顿，全面复课，抓基础教育，抓教育质量，一时成风。虽然好景不长，很快就被“四人帮”当作“右倾回潮”、“资产阶级旧教育复辟”打压下去，但是这里所显示出的重新重视教学和科研的观念，显然与杨先生回国提出的建议有关。
后来，杨振宁多次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他总是实事求是，直抒己见，并不在意个人的荣辱毁誉，不怕得罪领导人和同行。例如对于中国是否应该投入巨资建造高能加速器，他四十年如一日，力排众议，始终坚持求真务实的立场，从中国国情出发，为高层决策提供参考意见。他曾经先后向周恩来和邓小平建议引进美国著名科普杂志《科学美国人》，使其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引进的第一本西方期刊；他曾对邓小平建议在中国科技大学创办少年班，并对邓小平说“搞计算机软件，15-18岁开始学习比较有利”，从而影响到邓小平做出“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甚至，是他向邓小平建议，要宣传邓稼先、钱学森、于敏等两弹元勋的事迹，才使得这些隐姓埋名多年的英雄人物广为人知。至于他帮助中山大学建立高等学术研究中心，帮助南开大学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帮助清华大学建立高等研究院，这些都是读者耳熟能详的事情了。
在为中国科学培养人才方面，有些人喜欢把杨振宁和李政道做比较。觉得李政道做得多，而杨振宁做得少。这是一个错觉，原因是改革开放之初，李政道先生曾经策划和实施过中国青年学生海外留学计划，这个计划经过大张旗鼓的宣传，非常有名。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杨振宁先生几乎是与此同时，也在默默地做着自己的贡献。他在香港和美国筹措资金，策划和资助了CEEC计划（中国学者访问项目），帮助大批中国高端学者到美国著名大学进行为时半年到一年的深造。这个计划的实施对象和李政道的计划不同，杨振宁关注的是高端人才的深造。我曾看到一张表格，上面列明仅在1981年到1992年间，参与这项计划到美国访学的学者就达上百人。此后仍有学者在杨先生帮助下分批出国进修。这些学者原本就是科技精英，访学归来后，无一例外地成为了我国自然科学各领域研究的带头人，有多位当选两院院士，其中就包括后来担任过北学京大校长的陈佳洱，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的杨福家以及担任过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谷超豪，以及著名物理学家葛墨林、孙昌谱，著名数学家王元等等。
曾经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物理学家周光召说过，仅仅就中美科技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来说，杨振宁的功绩就无人能及。这是很客观的评价。不过，还需要补充一句，在中美之间，杨振宁所做的，并不限于科技文化交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同时也参与了很多社会政治活动。
1971年，杨振宁访问新中国之后，在美国发表了题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的演讲，以极大的热情宣传新中国。这篇演讲，不仅帮助美国政界和文化界重新观察和审视中国，而且还唤醒了整整一代在美华人的爱国情感。当时中国留美学界正在掀起保钓运动热潮，杨振宁对新中国的肯定和赞颂对于爱国留学生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他很自然地被公认为保钓运动的精神领袖。近些年来，我在港台两地的学者中，结识了几位当年美国留学生中的保钓运动积极参与者，他们后来或是大学校长、教授，或是作家、官员。闲谈时，他们总是深情地回忆起自己在美求学期间不平凡的经历，而对杨先生当时发挥的作用十分推崇。我也见过一位曾经担任“行政院新闻局局长”的台湾学者，他当年在美国属于保钓运动的右翼，对来自港台的留学生们普遍向往中国大陆并不认同，对杨振宁的爱国也不以为然，但是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仍然承认杨先生“由于他具有诺贝尔奖得主的光环，对留美学生的影响，恐怕在当年无人能出其右”，“那段时间杨振宁周游各校，极力宣扬新中国，确实使得左倾的人越来越多。” [1]
由此我们不能不说，杨振宁在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方面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大家都说中美关系解冻始于“乒乓外交”，其实在美国内部，特别是在美国华人中间，杨振宁所唤起的中美友好的呼声，同样促进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
为此，杨先生在这一时期投身于爱国的社会活动，花费了很多精力。后来，他与历史学家何炳棣甚至还共同发起成立
所以，那些因为杨先生没有在建国之初归国就对他加以指责的人，实在是对他的经历和人格都太缺乏了解了。杨先生说得不错，从身处异乡建造中美关系的桥梁时开始，他就是与邓稼先、钱学森等回国的科学家“共了同途”。
也有人说闲话，议论杨振宁在美国度过了自己最好的年华，只是到了81岁，才定居清华大学，住在一栋花园洋房里面，给人当当顾问而已，那简直应该说是来享福和养老的。
其实这些人没有弄清楚，杨先生回清华，是因为清华太需要他了。
事情起初是清华大学希望建立高等研究中心，需要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科学大师来主持其事。时任清华校长的王大中在1997年向杨振宁发出邀请，而此时杨先生在美国还没退休，不能回国担任全职教授。他回到清华任教是2003年，但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他从1997年就开始为建立高等研究中心筹措资金，在美国注册了清华大学北美基金会，接着又在香港注册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基金会有限公司。他不仅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海外募集大量资金，而且带头捐出了自己在美国的一栋别墅，还将清华大学向他支付每年100万的年薪也多半都捐献出来。据统计，多年来杨先生和翁帆向清华捐赠的钱款，总数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他没有向清华索取什么，但是他却几乎是倾其所有地奉献给清华。
筹措到资金以后，便要落实科研发展计划。首先，高等研究中心需要延揽人才。杨先生便利用募集到的资金，盖起专家楼公寓楼。人们说，杨振宁在清华住花园洋房，好像是享受了破格待遇，其实那建筑是杨先生自己盖的，而且产权属于清华。有了这样的专家公寓，相当于所谓“筑巢引凤”。国际上的多位著名学者，例如力学和数学家林家翘，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到清华讲学，就住在这里。后者还和杨先生一样，定居清华，加入中国国籍。
杨振宁对于清华的重要性，还表现在他帮助清华大学物理系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他以科学大师高瞻远瞩的思维和智慧，为该校这一学科发展指明研究的方向、重点以及突破口。可以说他的指点有画龙点睛的作用。短短十几年，清华大学的物理研究水平迅速提升，不仅整体上进入世界一流的行列，而且在几个领域里居于国际领先地位。清华大学前校长王大中曾高度赞誉了杨先生对清华的贡献，他说：“没有杨振宁，就没有清华物理系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