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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贤均在一次演讲中

陶渊明曾做《挽歌》，诗中有云：“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说的是人去世了，会逐渐被友人淡忘，本是常情常理。但是，老友高贤均去世至今已整整20年，我对他的怀念却有增无减，他的音容笑貌常在目前，以致我几次在梦中与他对话。

在当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高贤均是我最亲密的伙伴。我们一同入职，一同成熟和成长。他担任当代文学第一编辑室主任时，我是第二编辑室主任。他当总编辑助理时，我是社长助理。在人们眼中，他和我是陈早春社长兼总编辑的左膀右臂，是社里培养的两个接班人，是天生一对，无法拆分。人们习惯地将我俩绑在一起，议论起来，基本是有高就有李，有李就有高。本来，我们应该是终生的“搭档”，但后来我被调往香港工作，他留在社里担任了“人文社”副总编辑。

记得那是2002年8月18日。我在香港接到“人文社”一位同事打来电话，告诉我高贤均刚刚走了。此时他已罹患肺癌两年，这消息并不突然，但我内心仍然深受打击和震撼，悲痛至极。那位同事知我与高贤均相知甚深，便问我，社里委托他起草高贤均的生平，在遗体告别时使用，“你看最终应该怎样评价他？”

我想，高贤均走得很年轻（55岁），从事编辑工作只有20年，这样的编辑在老一代编辑心目中还只是年轻人。但是他论成就，论贡献，却早已超过了许多老一代人。我觉得对他必须高度评价，所以说：“你一定要写上，高贤均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新一代卓有成就的出版家和编辑家。”这句话后来成了官方定论，登在报纸上，令我欣慰。然而不久以后，我听到陈忠实将高贤均评价为“文学圣徒”，感到这是文学家从另一个角度做出的点睛之论，可以和我的说法互补。


二十年来常思君——追忆“文学圣徒”高贤均

高贤均（右）与作者（1983年）

1982年，我们一起到“人文社”入职的大学生毕业生中有四个男生，高贤均、夏锦乾（后任《学术月刊》总编辑）、张国星（后任《文学评论》杂志社副社长）和我，曾被同在朝内大街166号大院里上班的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称为“四大金刚”。但在这四个人中，高贤均是最出众的。我们一同被送到校对科从学习图书校对开始进入编辑角色，从最初接触校样那一刻，我们就发现，高贤均对于编辑工作，简直就像有特异功能一样。那时校对科实行评分制，逐月为每一位校对的“消灭错误率”（即查出排字或版式错误的百分比）打分，经过一段时间训练，我和夏锦乾马马虎虎可以打上80分，张国星则是把心思用在给作者挑毛病上，校对只满足于60-70分的成绩。只有高贤均，校样到他手里，好像错误会自动往出跳一样。他几乎每次得分都在95分以上，令我们刮目相看。我那时就觉得，文化界喜欢把善于治学的人叫做“读书的种子”，其实当编辑也有天生的种子，高贤均就是一个“编辑的种子”。

高贤均特别适合当文学编辑，也是因为懂创作。他在大学时期就发表过剧本和小说，而且阅读涉猎极其广泛。中外文学作品，凡是在国内有一点影响的，他几乎没有没读过的。这对他判断文稿帮助极大。所以他审稿后给作者提修改意见，常令作者心服口服。这种能力使他短短几年在编辑部就有很高威信。至于创作，他写得的确不多，因为太忙，一年要看两三千万字书稿，平均一天七八万字，实在顾不上写。但他的中篇小说《七个大学生》在丁玲、牛汉主编的《中国》杂志发表以后，与我同在一个编辑室上班的文学评论家杨桂欣赞不绝口。他对我说，从这篇作品可以看出高贤均背后的文学积累。在你们“四大金刚”里面，数高贤均最有才能。我说，我们四个人的才能不是各有侧重吗？怎么能一概而论？杨桂欣说，“你没发现吗？高贤均特别善于钻研，他现在是搞当代文学创作，没有进入其他领域，如果他搞别的，也一定成功。比如，他如果和你一样搞文艺理论，恐怕就会比你强。”

杨桂欣这样说，我是服气的，相信他看人很准。因为我从一开始我就发现高贤均身手不凡。他1978年考进北京大学时是四川省的文科状元，当时他已经背过两本词典，即英汉词典、俄汉词典，上大学没上过一天外语课。他是文革前的老高中生，中学时代已经读完《鲁迅全集》。他的学识积累比我们都要早上很多年，他的文化修养着实让我们佩服。我的直觉，他有条件成为一个很棒的作家或学者。

我很早就知道高贤均有一个作家梦。80年代中期，忽然有一天他说要写长篇小说，腹稿都打好了。但是，他却迟迟没有动笔。因为他的时间和才华都用在编辑上了，“为人做嫁”，乐在其中，乐此不疲。后来他做过自我分析，说如果把编辑工作丢在一边，自己埋头写作，他可以成为一个作家，但不会是很优秀的（这当然是自谦之语），但如果专心做编辑，他可以成为一个好编辑。他的结论是：“与其当三流作家，不如当一流编辑”。这后来就成了他给自己人生道路的定位。他很享受编辑工作，曾说，我这样给给作者提提意见和建议，帮助他们提高作品质量，其实也很有成就感。

凡是与高贤均合作过的作者，对他的文学修养和编辑能力都不仅是认可，而且是佩服。远的不说，就拿我本人做例子吧。

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写些东西，曾经想尝试各种创作。我不怕丢丑，写了作品，总是第一个拿给高贤均看。我曾参考自己大学同学的一段经历，写了中篇小说《望尽天涯路》，描述一个既自卑又自负的青年人的心理悲剧。那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写的时候完全不知该如何落笔。高贤均看后，说情节很好，但是太平铺直叙了。他提了两条意见，一是要把结构打碎，把单线变为复线，把单向度时空变为交错时空；二是告诉我，整部作品中，缺少几个“弯”，就是可以调动读者情绪的转折性细节。“文似看山不喜平”，有几个小小的转折性细节，使读者有出乎意外的感觉，就不平了。我按照他的意见修改了一遍，后来作品发表在《当代》杂志上，还竟然引起《新华文摘》重视，给予全文转载。

后来我又写了一个短篇名叫《七色光》，作品是写一个经济拮据的青年知识分子家庭，买不起彩色电视机，而当时北京电视台天天播放的儿童节目名叫《七色光》，内容很好看，但这青年家五六岁的儿子不愿看自己家的黑白电视，天天往邻居家跑看彩电。由此引起父亲和儿子之间发生了心理上的对抗。高贤均看了以后，仍然是认为故事的立意没有问题，但是表达平庸。他对我说，你和我是一样的人，咱们的心理都太正常了。这样是写不出好小说的。你要把自己变成作品中的人物，他的性格中应该有一些怪异的因素，你就要把自己变得“怪”一点，要发一些奇想才行。他说，他自己写小说，也常常需要“克服”自己心理过于“正常”的毛病。对此我极受启发。后来这篇小说修改后，被台湾作家郭枫看重，拿去发表在台湾的《新地》杂志上。

至于高贤均在编辑出版中发现好作品和帮助作者修改书稿的故事，那就实在太多了。他是一个永远可以给我信心的人。我刚开始担任编辑室主任的时候，他曾经是编辑室副主任，遇到长篇小说、报告文学作品，凡是拿不准的，我一定会问他。记得有过很多次，我和他一起同作者交流，只要有他在，我就以他的意见为主，因为他的意见总是更加专业，且更加系统。他曾经支持过很多别人并不看好的作品在“人文社”出版，这正是显示他的眼光和水准的地方。例如麦天枢广受赞誉的获奖长篇报告文学《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最初是我交给一位曾经创作过报告文学的老编辑审读，没想到他提出完全否定的意见，主张退稿。这时我向高贤均求援，请他帮忙判断。结果高贤均却大声叫好，认定这是不可多得的佳作，令此稿起死回生。后来我还专门为这本书做了责任编辑，并为其作序热情推荐，实话说，我的底气，一半来自高贤均。另一个例子是云南青年作家邓贤的获奖作品《大国之魂》，内容新颖而史料丰富，但因为作者没有写作经验，书稿结构很不成型，另外题材也稍有敏感。接手书稿的《当代》杂志内部争论很大，有人要用，有人要退，最后一直弄到社领导分出两种意见。后来是社长找到高贤均和我，我们都写了肯定性的意见，同意这本书做一些修改后出版。我清楚记得高贤均当时读到邓贤作品时满脸兴奋的神态。他对于邓贤以微观和宏观相结合的视角描述抗战时期滇缅战场的情景是极为赞赏的，认为此书是填补当代文学空白的力作，并预言此书会引起很大社会反响。出版后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完全正确。



二十年来常思君——追忆“文学圣徒”高贤均

《 尘埃落定》

更有说服力的例子是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这部后来好评如潮并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它的投稿和出版之路却极其曲折。从1994年完稿以后，阿来四处投稿，却经历了多家出版社数次退稿。客气的答复是作者收到一封退稿信，那不客气的，就是书稿石沉大海无声无息。退稿的原因，想必是出版社对这位无名作者没有信心，不看好市场。直到四年后的1998年，“人文社”编辑脚印拿到了书稿，事情才有了转机。脚印喜欢这部作品，但是她需要得到领导的首肯，于是把稿子转给时任副总编辑的高贤均。高贤均当时正在患病休养中，但他很快看完稿子，情绪激动地打电话对脚印说，“我是真喜欢这部作品！我等了很多年，咱们四川终于等来了一个会写小说的作家！（高贤均和脚印都是四川人）这本书咱们出版，你一定要好好编。”于是一锤定音。《尘埃落定》以急件安排出版，除了获奖以外，还成了畅销书。

“人文社”是出好书的地方，但是好书要有人识，有人编，有人拍板。好书的背后，总有人默默奉献。高贤均是这家出版社当代长篇小说出版的重要参与者和决策者之一，堪称幕后英雄。80年代以后，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当代文学优秀作品的编辑出版，从《大国之魂》、《中国知青梦》、《活动变人形》、《纪实和虚构》、《南渡记》，到《白鹿原》、《尘埃落定》、《历史的天空》、《日出东方》、《狂欢的季节》，一直到风靡全球的《哈利波特》等等，都与高贤均有关。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人会懂得，这一串书单的分量有多重，它意味着什么。有人对我说，高贤均就是在深夜审读《哈利波特》校样的时候，吐出第一口血，从而被确诊为肺癌的。原本作为副总编，他根本不必去理会什么校样，但是他的责任心驱使他亲力亲为。在所有上述图书中，高贤均有时是责编，有时是审稿人，有时他参与出版策划，有时他是决策人。总之他作为幕后推手，时时显示出独具的眼光、魄力和胆识，以及丰富的编辑经验。

我以为，高贤均能够有这样夺目的业绩，不仅基于他的文艺修养，而且基于他对出版事业的挚爱，和他对编辑工作的一种燃烧的激情。

他去世以后大家怀念他，有很多同事和作者写了文章，发表在《当代》杂志上。我把那本杂志找来看，发现大家想起高贤均总会回忆起同一个场景：大家都记得他每天中午端着盒饭这个屋聊一会儿，那个屋聊一会儿，聊的都是看稿子的事。他这个人，日复一日看稿子总是那么兴奋，一有新发现马上跟别人分享。我至今都记得他给我讲的两个细节。

有一次高贤均看了阿城的《树王》，跑来告诉我说，阿城写树的细节是自己过去没有观察到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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