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看经济(3)——改革开放后
2022-08-10 17:20阅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90年代初)》，由中国人民大学的林健教授于1992年所著；以下简称史
【改革开放前的过度】
《史 22.1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民经济的恢复》
1977 年 3 月在召开的计划会议上，提出了经济工作
“十个要不要”的全国性大讨论。即，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要不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要不要坚持合理的规章制度和严格的劳动纪律；要不要抓好经济核算，增加社会主义积累；要不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要不要坚持计划经济；要不要引进新技术；要不要又红又专，为革命钻研业务和技术等。
1978 年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1978 年 3 月，在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又重提 “赶英超美”的口号。
（二）继续推行“农业学大寨”和“普及大寨县”运动。当时的领导认为“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个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样，农村中又一次大的革命运动。要求
1980 年全国 1/3 的县要建成 “大寨县” 。
提出许多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因此基本建设的规模不断扩大，积累率越来越高。如 1976 年积累率为 30.9％， 1977 年提高到
32.3％， 1978 年更提高到 36.5％。
【从农村开始改革】
《史 23.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国民经济发展新的指导方针的确定》
全会认为，全党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为此目的，必须首先调动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允许无偿调用和占有生产队的劳力、资金、产品和物资；...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补充部分，任何人不得乱加干涉；人民公社要坚决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稳定不变，人民公社各级组织都要坚决实行民主管理、干部选举，帐目公开。今后一个较长时间内，全国粮食征购指标继续稳定在
1971—1975 年“一定 5 年”的基础上不变，绝对不许购过头粮。
建议国务院作出决定，粮食统购价格从 1979 年夏粮上市的时候起提高
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油料、糖料、畜产品、水产品，林产品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也要分别情况，逐步作相应的提高。农业机械、化肥、农药、
农用塑料等农用工业品的出厂价格和销售价格，在降低成本的基础上，在 1979 年和 1980降低 10％到
15％，把降低成本的好处基本上给农民。
1980 年又提高了棉花、羊皮、黄红麻、木材、生漆等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副产品价格总指数 1979 年提高了 20.1％。
1980 年又提高 7.1％。
此外，国家还减免了部分社队的税收，两年一共 45 亿元。以上两项合计，农民由此增加了收入 300
亿元。与此同时，国家还降低了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农用工业品的价格，缩小了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
《史 23.3 国民经济的再调整》
按照计划规定，国家预算内的基建投资 1978年要降为 396 亿元， 1979 年再降为 360 亿元， 1980 年再降至 240
亿元。施工的大中项目，要从 1978 年的 1700 个降到 1000 个以下。
但是，实施的结果，并没有减下来，实现国家预算内基建投资 1979 年为 418.57 亿元（计划规定为 360 亿元），1980 年为
349.27 亿元（计划为 240 亿元），大大超过了计划指标。基建中的大中型项目也没有减下来，1979 年为 1610 个，1980
年只压到 1106 个（超过计划规定的 1000 个以下）。此外，自筹资金的基建项目大大增加，基建项目预算外的投资， 1978 年为
83.62 亿元， 1979 年为 104.91亿元， 1980 年竟增加到 209.62 亿元。这样，基建的规模自然更扩大了。
1978年，基建投资额为 500.99 亿元， 1979 年增加为 523.48 亿元， 1980 年更增加到 558.89
亿元，大大超过国力所能承受的程度。
基建投资规模扩大的另一个因素是引进的项目过多。引进的成套设备项目，都属于大型或超大型的，结果每一大中型项目投资数目都很大。此外，基建规模大，但投资的经济效果并不佳。如大中型项目的建成投产率，1979
年为 9.7％，1980 年下降为 8.3％。在 22 种主要产品新增生产能力中，有 14 种产品都比上年下降了。
财政支出过多、出现巨额财政赤字。 1979 年财政赤字高达 170.6 亿元，这是建国以来财政赤字的最高额。
1979 和 1980 年，财政赤字主要靠向银行借贷和透支弥补，结果银行增发了130
亿元的货币，使货币流通量已接近经济危机的临界点。货币发行大大超过正常时期货币的需要量，结果引起物价上涨。
“六五”期间，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普遍实行，在农业产量方面，虽然许多地方，遭受到了自然灾害，但农产品产量仍然稳步增长，只 1985
年虽有下降，如粮食产量，1980年为 32056 万吨，1983 年为 38728 万吨，1984 年增长为 40771
万吨。
1985年，许多地方遭到较大的自然灾害和国家有计划地调减了粮棉播种面积，粮食产量仍然达到 37911 万吨。棉花，1980 年为
270.7 万吨， 1983 年为 463.7万吨， 1984 年增长为 625.8 万吨， 1985 年 414.7
万吨。虽然粮棉减产，但各种经济作物仍全面增产。
《史 24.2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
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践中显示了多方面的优越性：它明确划分了集体、个人的权利、责任和利益关系，建立健全了生产组织和劳动组织形式，使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与家庭经营的积极性统一起来，最有效地将农民的收入同他的劳动成果挂起钩来，使承包者关心生产的全部过程，重视质量、讲求实效，并精打细算，节约开支，争取最好的经济效果。它克服了旧体制下生产“大呼隆”磨洋工现象，克服了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更好地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因而大大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此外，从 1980
年起，农业中出现了包工到组、包产到组、专业队联产计酬、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形式的责任制，使劳动者直接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有效地使农民劳动的数量质量与劳动成果挂起钩来，进行合理的分配，改变了以往经营管理、劳动、分配等方面集中过多的状况，纠正了生产上瞎指挥和平均主义，有力地提高了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
1985 年 1月 1 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提出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的任务。规定，从 1985
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
（注：但是由于通货膨胀，1993年又恢复）
1970 年，社队两级企业总产值仅 272 亿元。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
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后， 得到较大的发展。 1980 年， 社队企业总产值增长为 528
亿元。
1981 年 5 月，国务院对社队企业的发展进行调整、整顿和改革。
（1）调整产品方向。
（2）组织联合，建立各种专业公司。联合企业和同行业联合的发展。
（3）进行规划，避免盲目发展。要根据当地资源、社会需要，有计划地发展。
（4）进行技术改造，培训技术管理人员以及推广以承包经营为中心的责任制等。
1981 年，社队企业总收入达 687亿元，工业总产值 562 亿元
1984 年总收入达 1537 亿元。
1985 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 2728 亿元，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 44％，就
业人员增加到 6000 万人。
1983 年，全国乡镇从业人员工资和利润返队分配总额达 200 多亿元，占当年社员人均分配收入的 30％以上。
【工业改革和对外开放】
《史 25.1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
1980 年开始，曾在 400 多个工业企业中进行“以税代利，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试点工作，效果较好。
1981 和 1982
年，工业企业普遍推行了经济责任制。企业内部实行经济责任制，把每个岗位的责任、考核标准、经济效果同职工的收入挂起钩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84 年 5 月国务院又作出了 《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 （即扩权 10
条），在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物资选购、资金使用、资产处理、机构设置、劳动人事、工资奖金和联合经营等 10
个方面，进一步扩大了企业的自主权。
不过，这种财政体制在实施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
“包而不干”，地方只负盈不负亏，地方如发生亏损，就直接向中央要求，由中央财政来解决；
收支基数的核定、包干比例的确定，由于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在客观上也很难做到公平合理；实行利改税制后，企业留利大量增加，但国家财政集中的企业纯收入比例却下降较多；国家预算收入中，地方占
60—70％，中央占 30—40％，而财政支出中，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相差不多，中央财政入不敷出；
国家修订和颁布《发明奖励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等以鼓励科技的发展；实行专利制度和技术有偿使用，建立和开放技术市场，科研机构试行对外有偿合同制。
《史 25.2 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合作》
对外贸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我国原来的外贸体制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1984 年 9
月，国务院批转对外经济贸易部关于外贸体制改革意见的报告，进一步采取改革措施如下：
（1）简政放权，政企职责分开，实行外贸两级管理。
注：从此以后就没有外贸计划了，而是通过海关备案了。1986-1990也出现了很多的走私现象，即被学运批的『官倒』。
《史 27.1 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
小型国营企业可以采用租赁经营方式
（一）租赁经营制。是在评定企业实际资产的基础上，承租人与国家
（主管部门）签订租赁合同，成为国家资产的经营责任者。在租赁期内，企业承租人根据合同规定，在国家政策、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经营，不受原行政隶属关系的制约。当然企业也必须根据合同规定完成向国家缴纳承租租金和利润指标的义务。租赁经营中，企业不但要负盈，而且要负亏，要承担经营风险。
国营小型企业实行的租赁经营，是 1984 年下半年开始的。据沈阳、武汉等 6 城市，1986
年末初步统计，小型国营工业企业实行租赁经营的有 5 735 家，占 6 城市国营企业总数的 6.5％。
实行租赁经营的企业，过去一般都属于亏损企业或微利企业。
我国的工资、奖金分配制度的改革，在 1984 年以前，主要是补偿性的调整工资和恢复奖励制度，扩大企业在奖金分配上的自主权。1984
年以后，企业大部分实行奖金随经济效益浮动。一部分大中型国营企业试行了工资总额同企业经济效益按比例挂钩浮动。具体情况：1984
年，随着国营企业实行利改税，企业在全面完成国家计划和税利增加的前提下，发放奖金可以不“封顶”，并采用超额累进办法征收奖金税，各企业提取的奖励基金，可用于发放奖金，也可用于实行浮动工资升级。
【总结与补充】
改革开放首先解放的是农民。不仅让农民可以通过承包挣钱，还让工厂技术人员对乡镇企业进行技术输出，让农村真正实现了『农工一体』。这在人民公社的构想中虽然有想法，但真正落地还是通过利益分成的方式。也就是通过以产出私有化的方式，邓复制出了斯大林时代的高增长。这期间虽然私有化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价格低廉的技术转移也功不可没。
正因为乡镇企业的成功，领导人试图在城市工业复制亚当斯密式的分散化自由市场经济，后来出现的租赁经营制，乃至被郎咸平批判的『管理层收购』，都是这种思想的延续。期间一个很重要的理论是『预算软约束』问题，即企业领导总希望铺大摊子，引进先进技术，而成本却由财政承担，是不是干脆把企业包给他们，让他们自掏腰包来投资反而更好。
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同时对农村轻徭薄赋，和支持工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必然会造成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又会倒逼超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还是老问题，获得技术输入的成本能否由经济增长而承担——如果不能，那么即使主观上想减轻人民负担也是徒劳的，会以赤字财政、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等等其他方式而反噬回来。
所幸中国承接了东亚乃至西方的产业转移，在『人口红利』的相对优势下，外贸加工业总体上扭转了捉襟见肘的财政支出，在90年代中期进行分税制改革，中央收取了增值税的大头，结束了中央的赤字财政，中央和地方相对财政平衡。期间总体政策是利用和平的外部环境，抓紧一切机会发展经济，其内涵也包括军工的逐步收缩。
但是在97年使馆被轰炸和01年南海撞机后，2003年开始中央拿走企业所得税的60%，加强军工科研投入。地方财政开始入不敷出，土地财政开始被默许，之后地方开始了发债的赤字财政。于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房地产泡沫就开始了，这在现在形成了尾大不掉的问题。它在这几大方面侵蚀我们的经济：
1）中产和富人有钱后马上购置房产，而不是通过创业或者入股来投入实体经济，造成产业空心化。
2）为了支付巨额房产价格，一般平民加班加点在城市工作，劳资关系恶化。
3）银行依赖地产贷款获得高息收入，使得银行利益与整个地产行业绑定。由于银行有『大而不倒』的免死金牌，相应的为地产背书，以至于地产绑架经济。
土地财政的鼻祖是香港，任何试图直接刺破地产泡沫的领导人都面临巨大的民意压力和利益集团抗衡。香港特首董建华曾经斩去七成房价，还想建立数码港，发展IT产业以摆脱单一依赖地产和金融的香港经济，却被中环示威赶下台。这也是我国一直喊『房地产税』却不敢真正实施的原因。
我给出的药方是改革股票制度，让股民有分红权的股票具有收益稳定的特性，从而构成对地产资产的有力替代，温和的逐渐去其泡沫。（见之前文章《人人成为资本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