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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衣之责与立宪运动的兴起·赵风昌(六)

2022-11-03 21:03阅读:
布衣之责与立宪运动的兴起·赵风昌(六)
常州金坛长荡湖风景区--水街。
 布衣之责与立宪运动的兴起        
  ——“东南互保”国之重策的背后 · 赵风昌 (六)

  赵风昌文人气息总是摆足,酒量不大,却是喜欢做个酒局。酒局上跟一帮子朋友,叙情叙旧、叙事。他在沪上有个张之洞幕府的“办事处”差事,负责的事儿就是应收迎来送往、国内国外、招待吃饭。组个汉冶萍公司的商务宴;办个两广两湖留学生出国和归国人员的送行和迎接接收宴;再加上朝廷官宦及亲戚在沪办事的公宴等等,自然是“酒场”不断。即人脉满满,又各类信息来源多多。在当时而讲:信息就是机遇;信息就是源动力。
  
  尤其是他喜欢与出国留学的学生们在一起
喝酒。特别是学成回国的留学生,总是留在上海几天,听他们讲讲国外学习的各类知识、所在国家的国情民俗,各国的国家政体机制,把留学生的见识牢记于心。中体为本,西学为用,观其才,量才推荐使用。
  
  几乎辛亥革命的骨干,汉冶萍公司的中坚,各铁路线建设的总办,新军学校的教员,大都是赵风昌推荐和安排。


布衣之责与立宪运动的兴起·赵风昌(六)

图为:清末五大臣出洋。(选自网络)
由于受革命党人吴樾的炸弹影响,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名单稍有调整,并分两路:载泽、尚其亨、李圣铎前往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戴鸿慈、端方前往美国、德国、奥匈、俄国、意大利。而其随员中,大都是后来历史上青史留名的大腕儿,诸如施肇基、夏曾佑、熊希龄、伍光建等等。考察政治大臣出访约半年,考察了14个国家。其间参观议院、行政机关、学校、监狱、工厂、农场、银行、商会、邮局乃至博物馆、戏院、浴池、教会、动植物园等,拜会政治家、学者听讲宪政原理,调查各项政治制度,搜集各类图书和参考资料等。   
一、七易其稿,变法三折吹立宪之风

  庚子事变。“江南互保”之策实施以后,江南诸省经济稳步发展。怎样巩固发展步伐,继续推进各项工业项目的实施,光绪二十七年四月(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清政府成立督办政务处,作为规划新政的专门机构。并一再要求各省督抚及内外臣工献计献策“各抒己见”。
  
  4月25日,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打破僵局,在所上奏折中提出了自己关于新政改革的具体建议。随后,闽浙总督许应骙、浙江巡抚余联沅、两广总督陶模、署理云贵总督丁振铎、安徽巡抚王之春、江西巡抚李兴锐、湖南巡抚俞廉三等各省督抚纷纷上奏,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改革意见。
  
  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两人是督抚中仅有的两位督办政务处的“参预”大臣,“谕旨外省仅派两人,自未便再联各省”,因而刘、张商议江、鄂两处联衔会奏。
  
  张之洞建议各自先拟一稿,再互相参照商议。此说得到刘坤一的赞同。刘坤一邀请张謇、沈曾植、汤寿潜各拟一折稿;然后,寄给张之洞,由张之洞结合自己的幕僚郑孝胥、梁鼎芬、黄绍箕等人的意见拟出初稿,再互相商议定稿。
  
  奏折起草的过程中,尽管朝廷限定的时限早已过,而朝廷又再次谕旨催促速奏,但张之洞并不急于下笔;他在努力观察各处的动静,并试图把握上面的意图,以便作出恰当的抉择。一方面,张之洞加紧与各省督抚联系,他希望各处互通声气,保持大体一致的论调;另一方面,他还通过耳目探听西安的消息,窥测远在慈禧内意。与此同时,张之洞随时与刘坤一商量,并特地邀请为刘坤一拟稿的张謇和沈曾植到武汉面谈,商复新政谕旨。
  
  张謇和沈曾植乃是赵风昌“东南互保”协议一策说服刘坤一传递者,面谈、则是张之洞通过两人直接想听听赵风昌的建议和意见而已。在为两督起草奏稿的过程中,张謇与蒯礼卿、刘世珩、赵凤昌、汤寿潜等友人反复磨勘斟酌,七易其稿,在吸取多方面意见并与刘坤一不断商议的基础上,张之洞主持完成了江楚复奏变法初稿的起草工作。
  
  “莫不中时弊而切时宜”。三折由刘坤一领衔于7月12、19、20日在两江总督署南京拜发,此即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布衣之责与立宪运动的兴起·赵风昌(六)
图为:五大臣中载泽、尚其亨、李圣铎前往日本、英国、法国、比利时考察。(选自网络)。
  
  二、赠书百本 慈禧及重臣学宪法

  光绪二十九年(1904年2月13日),清末立宪派因发生在我国东北的日俄战争,日本在战争中的小胜,被立宪派们认为是日本君主立宪制对俄国专制制度的胜利。因而,大张旗鼓地宣传立宪,在实施新政的基础上再深化一步,学习日本主立宪制的做法,提出实行立宪势在必行。

  张謇作为江苏立宪派的头面人物,背后有赵风昌的筹划。自光绪三十年(1904)到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颁布立宪上谕的三余年时间中,做了大量的促进立宪的工作:一是为张之洞、魏光焘起草立宪奏稿;二是宣传和普及立宪知识;三是主动恢复和袁世凯绝交20年的关系以获取其对立宪的支持。这三件事情,均与上海以及上海、江浙的绅商们密切相关。
   
  为宣传和普及立宪知识,赵凤昌通过留日的留学生收集资料,汇集回国内。张謇、赵凤昌先后组织人员编译出版了《日本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等宣传立宪的著作,而这些著作的编印、校对及定稿出版印刷,均由在上海的赵凤昌负责。光绪三十年(1904)的七月到八月,张謇和赵凤昌频繁通信,联系催问印刷出版的情况:“印书必望速成、速布、速进,并望以百本即见寄。”之后由赵风昌将出版的书刊,邮递分赠与各王公大臣,并由端方送达内廷慈禧处及铁良等重臣。在对待袁世凯复交的问题上,张謇极为谨慎,除了与赵风昌、汤寿潜等绅商好友商量外,还在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专程赴上海,住在惜阴堂处同袁世凯的机要谋臣杨士琦交谈甚久,了解袁世凯的政治动向,为立宪积极奔忙。
  
  在张謇、赵凤昌立宪思想宣传的影响下,国内思想界开始更多地关注立宪问题。当时上海积山乔记书局出版的《新学大丛书》,收集了许多关于宪法的书籍,包括《宪法通义》《宪法溯源》《宪法论》《各国宪法论略》《日本宪法创始述》《英国宪法沿革考》《德意志宪法沿革考》《普鲁士宪法沿革考》《法兰西宪法沿革考》等。可见,立宪问题已经成为新知识界及各界人士一个重要的思想兴奋点。

张謇与汤寿潜、赵凤昌等江浙立宪派的积极奔走运动之下,清政府的军机大臣奕劻、瞿鸿和地方督抚袁世凯、张之洞、岑春煊、端方、周馥等重臣,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赞成立宪的态度。甚至慈禧太后在看了张謇、赵凤昌等人送呈的《日本宪法》后也对立宪表示了好感。她在召见枢臣时说:“日本有宪法,于国家甚好。”时论以为:“今者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倡百和,异口同声。”“立宪”一词几乎成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

布衣之责与立宪运动的兴起·赵风昌(六)
图为:清末皇族内阁合影 (选自网络)清末立宪运动。(选自网络)。
清末立宪运动是清政府在各方压力之下进行的一次新政改革。在立宪运动进行的十分顺利的时候,清政府竟然突然成立了一个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成立总共有13位成员,里面的成员全部都是皇亲国戚。这一行为完全暴露出清政府立宪运动的真正目的,这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欺骗性质,让人大失所望,立宪派纷纷投身革命,从而引发了民族革命。
布衣之责与立宪运动的兴起·赵风昌(六)
图为:清末资政院全体合影。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下谕设立资政院,宣统元年(1909)颁布章程, 1910年10月3日,资政院第一次会议召开。其时慈禧已死,摄政王载沣到会亲致开幕词。(选自网络)。


  三、出洋考察 催生立宪公会

  国内国际间立宪舆论巨大的压力下,1904年11月25日,清廷谕令设立考察政治馆,作为专门的宪政筹备机构。“延揽通才,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法之与中国治体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呈进,候旨裁定。”
  
  清廷又再次诏命载泽、尚其亨、李盛铎、戴鸿慈、端方五人为出国考察政治大臣,前三人为一路,后两人为一路,在是年底分途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是年十一月底,五大臣考察终于成行。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五大臣先后回国,张謇专程赴上海(张謇每次赴上海都住在惜阴堂)谒见端方、戴鸿慈,“诣端谈宪事,意尚不衰”,两位大臣支持立宪的决心使张謇甚感欣慰。
  
  为表欢迎,张謇、赵风昌联合上海及江浙绅商及学界人士,“公宴二使于洋务局,众心希望立宪也。”数日后,又为端方、戴鸿慈两使草拟致各督抚电,以加强立宪的声势。由上可见,围绕立宪的诸多活动,离不开日益重要的上海和江浙绅商的支持,上海已是江浙两地各界人士政治活动的中心。
  
  在此背景下,国内第一个结社性质的立宪团体在上海应运而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2月)清政府颁行“预备立宪”上谕,张謇、赵风昌等人于年末在上海正式成立了“预备立宪公会”。赵风昌修建卢汉铁路的同事:卢汉铁路南段总办、曾任日本公债的郑孝胥被推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预备立宪公会的会员来自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各省,以江浙两地为主,人数最多时计有300余人。其主要人物多是宪政研究会的成员,他们或是上层绅士、或是文士名流,在江浙地区极为活跃,如朱福洗、孟昭常、张元济、沈同芳、许鼎霖、雷奋、陶葆廉、周廷弼、赵凤昌、温宗光、陈宝琛、瑞澂、谢远涵、庆山、伍光建、高而谦、沈林、沈懋昭、章宗元、刘厚生等。
  
  当时,张謇、汤寿潜两人都与赵凤昌私交甚好,力主介绍赵入会。郑孝胥为赵风昌的同事。此时的赵凤昌虽然怀疑清政府立宪之诚意,但他认为“鼓动天下,必当有先开其风气者,譬之涉江,先以舟楫桥渡,立宪庶不失为舟楫桥渡耳”,因此积极“参与会事”。当时赵凤昌的十亩的大院子居所惜阴堂也成了立宪派活动的大本营。“贤士大夫之过谈者,所聚益众”,惜阴堂也因此声名鹊起。
  
  最终,清政府竟然突然成立了一个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成立总共有13位成员,里面的成员全部都是皇亲国戚。这一行为完全暴露出清政府立宪运动的真正目的,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欺骗性质,让人大失所望。赵风昌的担心和顾虑成为现实,立宪派纷纷投身民族革命,从而成为辛亥革命的中坚。

布衣之责与立宪运动的兴起·赵风昌(六)
图为:立宪集会。(选自网络)。

  注1:《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是清末新政的重要文献,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于1901年应慈禧改革上谕所奏。由刘坤一领衔,张之洞主稿,立宪派 张謇、沈曾植、汤寿潜等参与策划。洋洋三万余言,由《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遵旨筹议变法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遵旨筹议变法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请筹巨款举行要政片》即三折一片组成。系统地提出了兴学校、练新军、奖励工商实业和裁减冗员等改革措施,成为清政府实施新政的蓝图。


                   (2022年11月2日撰写于江苏常州市金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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