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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三传的解经旨趣——微言大义发凡

2026-04-08 13:58阅读:
春秋三传的解经旨趣
——微言大义发凡
《春秋》三传同为解释《春秋》的著述,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解经学的一个传统。要弄清楚三传究竟在说什么,首先要弄清楚《春秋》的成书及其演变。春秋本为古代的史书,由于古代各国的国家大事多在春秋两季,因此这种记事本末体的史记就被通称为春秋。其实春秋时代各国都有自己的春秋,只是恰好鲁国出了一个孔丘,而他又恰好需要为门徒授课,于是鲁春秋就经孔子之手被保存了下来。但今天的《春秋》应该已不是鲁春秋的原貌了,因为它经过了孔子的编辑加工,即春秋笔削。作为一代教师爷,他需要通过教材编撰建立自己的一套价值体系和观念系统,今天所见的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可能都有孔子的思想痕迹。孔子删诗应该已成定论,因为他明确肯定了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显然是在进行易理的裁断,《易传》十翼均出自孔子后学之手可以反证先师开创之功。《史记·孔子世家》明确记载了孔子作《春秋》的始末: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则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
》,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几乎把《春秋》所有的讨论均纳入,由动机,进而「因史记作春秋」,寓有褒贬之意于其中,并以《春秋》教导弟子。在〈匈奴列传〉、〈儒林列传〉也有「孔氏著《春秋》」、「因史记作春秋」等语。〈太史公自序〉云: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雍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孔子的理想是在春秋乱世扶国家平乱世安百姓,他提出的方法是礼治,即恢复周除的礼制礼乐教化。他周游列国十三载推销自己的理念,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他的教化理想最终还是失败了。鲁哀公十四年:“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这段惜墨如金的记载对于孔子而言是一桩灵异事件。麒麟作为一个祥瑞兽,其出现本应为圣王在位的盛世之兆,却在春秋乱世出现并遭猎杀,被视为不祥之兆。孔子获麟视为吾道穷矣的象征,仲尼伤周道之不兴,感嘉瑞之无应,孔子感伤周王朝的德政未能复兴,而象征祥瑞的麒麟出现却无人应和,这使他感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已至穷途。他发愿修一部《春秋》,要让人从具体的事例里,得到善恶的教训,他相信这样得来的教训比抽象的议论深切著明的多。他觉得修成了这部《春秋》,虽然不能行道,也算不白活一辈子。这便动起手来,九个月书就成功了。书起于鲁隐公,终于获麟;因获麟有感而作,所以叙到获麟绝笔,是纪念的意思。
《春秋》三传都特别注重劝善惩恶的作用;徵实与否,倒在其次。按三传的看法,《春秋》大义可以从两方面说: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提倡德义,从成败里见教训,这是一;夸扬霸业,推尊周室,亲爱中国,排斥夷狄,实现民族大一统的理想,这是二。前者是人君的明鉴,后者是拨乱反正的程序。这都是王道。而敬天事鬼,也包括在王道里。《春秋》里记灾,表示天罚,记鬼,表示恩仇,也还是劝惩的意思。但在解释经文的时候,却往往一个字一个字的咬嚼,这一咬嚼,便不顾上下文穿凿附会起来了。《公羊》《穀梁》,尤其如此。这样咬嚼出来的意义就是所谓“书法”,所谓“褒贬”,也就是所谓“微言”,后世最看重这个,他们说孔子修《春秋》,“笔则笔,削则削”,“笔”是书,“削”是不书,都有大道理在内。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三传之中,公羊、穀梁两家全以解经为主,左氏却以叙事为主。公、穀以解经为主,所以咬嚼得更利害些。《左传》成书的时代大概在战国,比《公》《穀》二传早些。《左传》大体依《春秋》而作;参考群籍,详述史事,征引孔子和别的“君子”解经评史的言论,吟味书法,自成一家言。杜预作《春秋序》,论到《左传》,说“其文缓,其旨远”,“缓”是委婉,“远”是含蓄。这不但是好史笔,也是好文笔。所以《左传》不但是史学的权威,也是文学的权威。《左传》的文学本领,表现在辞令和描写战争上,《左传》所记当时君臣的话,从容委曲,意味深长,真所谓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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