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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新昌石氏家族研究

2022-04-23 22:08阅读:
宋代新昌石氏家族研究
很欣喜地读到新昌社科研究丛书之一、最近刚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新昌籍北大博士生陈启远先生所撰《宋代新昌石氏家族研究》一书,仿佛为新昌地方文史研究开创一个新领域,吹进一股新风气,可喜可贺,不禁作简介如下。
众所周知,宋代新昌石氏家族,以兴办义塾发家,科第连绵,中进士者比比,几被目为前无古人后少来者的新昌家族文化现象。当然,任何历史现象的出现,总与时代风尚相连,包括新昌石氏家族的勃兴,也不例外。两宋时代,是中国文化高峰之一,也是读书货与帝王家的黄金时代。宋真宗曾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车如簇。举国上下,读书人以科举成为登入仕宦的捷径,有眼光有财力的家族,无不把教育投入作为一本万利的营生,这是两宋时代所特有的社会风尚。当然,在这大气候中,新昌石氏家族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会稽郡也即后来绍兴府中名列前茅,值得称道。正因为此,新昌石氏宗谱,无不于此津津乐道,也难免越至后代,越有嗨的成份。不仅宗谱而已,即使地方志中,也难免有夸大其词的记载。别的不说,即称石待旦办石溪义塾,延请理学家程明道延教,还称有四相(四位宰相)在此共读,至今尚有四相潭遗址云。到了王阳明为石氏宗祠写对联时,那更有夸大之词。但以王的名声地位,即使写得不够真实确切,讲好话总是不犯错的,又有多少人去考证辩驳较真呢?
但学术研究却是不同,最神圣的传说,终究要见学术的阳光,才可以理清真伪。存真去伪,去粗取精,不是与某个家族过不去,而且可以为该家族拂去尘埃,让金子闪光,于地方文史研究,和石氏家族研究,都功在当代,利泽千秋。故即便新昌石氏家族后裔,也以学术眼光,在这方面作过艰辛努力。如浙江舟山海洋学院副教授石一民先生,就为考证宋代新昌石氏家族人物,化费大量心血,提出程明道延教石溪义塾和四相潭传说之伪,目光如炬,识见卓越,功不可沒。
今天,陈启远先生以身居北大学术殿堂,坐拥历史文献资料宝库之便利,以更宏大的历史和学术研究视野,以两宋新昌石氏家族为历史文化现象,以庖丁解牛的方法,游刃有余地考证解剖这个麻雀,
资料扎实,条理清晰,言必有据,把整个研究,作为一篇首尾联贯,一气呵成的博士论文,成功解释此一历史真相,让外行人读来,也令人信服。
笔者无意全面评价此书之学术价值,只以提要,演述其文章脉络和理路。文章以石待旦家族中进士说起,其实该家族在北宋时期,远没有宗谱记载之辉煌,石待旦未中进士不说(要知道,两宋进士今已可逐一查明),他兄弟中,只幼弟石待举中进士为官,他在南方一些县任过县令之类官职以后,颇有清誉,被人推荐至今河北保州任一州之通判,他到任后,凭着一气之勇,提出要削弱当时拥有万余人的地方部队云翼军的力量,欲降低他们的待遇,而他并不清楚,这个部队,从唐末以来,身居要害,是与金兵直接打交道的,宋太祖时就钦定给他们优厚待遇,养尊处优几达百余年,势力盘根错节,与朝廷要员关系密切。石待举新来乍到,居然不知利害,要降低他们供给待遇,因此立即引起他们不满并遭致反对,而且发生叛乱,最后石以身殉职,死于乱兵之中。但即使这样,朝廷还是未评他为烈士,也未追究部队的责任,身为监察御史的包拯(也即民间戏文中称颂的包青天)还责怪推荐石待举任通判之人,以为要追究责任,以为石任非其人。这就是石待举传记中的云翼之难。这时,石待举儿子石衍之已通过科考进入仕途,他为父伸冤报仇,要求朝廷严处部队负责人,但多次伸冤,竟无下文。他为此心灰意冷,感到失望,不肯继续为官,想退隐回家,还是他的母亲,深知其中利害,故要他继续为官,故他只好应母命而未退隐。
关于云翼之难,其实是记入宋代史书中的,但我们一直以县志宗谱资料为根据,未作深究,而陈启远先生于此引征资料甚富,并提出石待举之从政经验缺乏,为人过于偏执,即使为国殉难,而并未得官方认可,是令人叹息的。
他在书中,还通过石氏中进士人员名单考证,石氏婚姻关系考证,他们在为官时交游及社会关系之考证,以及他们著作之考证,以时代为经线,分阶段写出他们的勃兴、延续、衰落过程,总体而言,似正与两宋时代之兴衰相联系。
解剖宋代石氏家族之兴衰,一则与时代相联,二则与教育相联,三则与思想家教育家及理学家群落会聚新昌相联,故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正是人才勃兴的主因。研究总结这样的历史文化现象,比纯粹以风水学或虚夸的传说为依据作出解释,更有深刻的社会意义。不仅此也,陈先生的研究,把视野扩大到中国古代历史宏大背景中,更有举一反三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也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开了新局,值得点赞喝彩和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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