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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刀锋与蚯蚓---读凸凹的诗

2022-06-28 10:49阅读:
刀锋与蚯蚓:读凸凹的诗
(云南)一行

凸凹诗中最易让读者感受到的是其中的狠倔劲道和不平之气。这股“狠劲”在《钉子与墙》中表现为“我不相信”的执拗或偏执,在《诗论》中是“每行诗都是一条鞭子打人/好的诗只一鞭顶多三鞭就解决问题”的棒喝之论,在《我回来了》中则是“漩涡将河流穿骨/竖起来/插在大地上”的凌厉想象。狠劲带来了奇崛意义上的“不平”(“凸凹”一词的首要含义),亦带来了一种愤愤“不平”之感。有时,这是反对体制的不平(《一个人的体制,或无柄之刀》),另一些时候是痛说家史的不平(《母说,或家史》);有时,它指向“宇宙”(“太小”或“太大”)或“肉体”(它让人“喘不过气”),但更多的时候指向某些社会问题(《送行诗》中重庆“气场”的消散)或重要时事(《幼稚》中“人可以买来卖去吗”的疑问)。凸凹诗歌的另一特征,是其中的市井气息或生活感。这样的诗一看就知道是一位有着丰富甚至复杂阅历的人写出来的,绝非语言在自身内部空转的写法。像《对于肉体来说》和《在仁和洞舀酒》这样的诗作,真的只有长期混迹于市井之中、并体会过“一口气的小实际和大空旷”的人才能写出。这些诗中满是人间的烟火味和腥膻味,但又没有走向当代诗中主流的叙事写法,而是保持了某种上世纪八十年来以来四川诗歌的议论和狂想风格。
呈现“狠劲”的核心意象,在凸凹诗中是“刀”。“刀”的寒光和血槽出现在他的许多诗作中,构成了他基本的想象模式。《一个人的体制,或无柄之刀》中,“刀”意味着“清醒、锋利”和“不听话”的反抗意志,它是“自由”的符号甚至“一个人的宪法”。在《那么多草原诗》中,“刀”的含义则相反,它的锋利与“风头”变成了让生命感到恐惧、在大地上无法躲避的“暴力”和“死亡”的化身。这两种含义的“刀”,我们在上世纪的四川先锋诗歌中已经见过不少,例如周伦佑《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便是将“刀”的暴力美学意义和对抗美学意义发挥到极致的著名文本。平心而论,这种诉诸对抗性和暴力性的诗歌是有其弱点的,因为“狠劲”或“锋利”都是是意志化和气质化的,稍不注意它就会滑向一种对暴力的炫耀、沉溺,一
种在“对抗”姿态中对自身正义性的无反思的自居。“狠劲”和“市井气”的某种不恰当的结合,也有可能使诗歌染上“江湖帮派气息”。在我看来,凸凹的写作避免了这些可能的陷井,而导向了一种根子上良善的、直见性命的诗歌。这是由于,他的写作中有能平衡“刀锋”之“暴力意志”的“善良意志”。
这种“善良意志”首先体现在,凸凹在近些年的写作中对体制和社会进行的批判,所依据的并不是以往那种“道德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它太容易自我英雄化),而是基于对“正常人的生活权利”的捍卫。《我的理想诗》中,这是一种“蚂蚁”一样“具体和结实”的生活理想,虽然卑微、实际,但“也是有底线的”,绝不会突破和逾越。在他那些关于家史和亲人的诗作中(《母说,或家史》《送行诗》《清明诗》等),不难发现他心目中的好生活,是活在亲人之间、有人的尊严的生活。而他一再地写到各种暴力、灾难和疾病,是因为这些都像“刀子”一样“将一个人的尊严打成鬼”,让人变得孤立,失去了来自他人的支持。
对人之正常生活权利的剥夺,最突出地表现为权力的总体主义宰制。在《一列火车可以打多少把菜刀诗》中,凸凹对“刀”的语义进行了一次独特的诗学转换:与此前多数诗作中“刀”要么象征着自由和对抗精神,要么象征着无处不在的暴力不同,这首诗中的“刀”成为了“正常人的生活”的一个象征。作为“菜刀”的刀,虽然也有锋利和闪光,但它并不是为行使暴力或对抗暴力而存在的;它在厨房中,为每日的食物而工作(“有永远切不完的菜蔬、动物、砧板和日子”),因此它是普通人生活的必须。诗起始于对“一列退役的绿皮火车/可以打多少把菜刀”的奇异想象,这一想象的实质,是试图将抽象的、总体化的体制铁板(“火车”),以化整为零的方式消解为具体的、个体的日常生活。“菜刀”作为正常生活的载体,是无害的、和平的。可是,诗中出现的场景让我们看到,连这样的生活都可能会被禁止——“菜刀过不了火车的安检”,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某些时刻“菜刀”被逼成为了武器。当诗人“心头一阵紧缩”时,他是意识到了这个场景中包含的对正常生活权利的某种限制和剥夺。诗的结尾,是诗人“坐在火车上,又突然有一种感觉/那是坐在刀鞘中的安泰”,这一结尾是意味深长的:禁止了“菜刀”,固然带来了某种表面上的稳定和安全(就像秦朝收缴了天下刀兵一样);但同时,这是一种“刀鞘中的安全”,在此,我们每个正常人自己都变成了“刀”,变成了体制所要防范的危险本身。诗人似乎想说,“刀”本来可以是善良的,只要它还作为厨具存在;真正使它变成危险武器的,恰恰是对正常人生活的限制、禁止和防范。
《一列火车可以打多少把菜刀诗》非常典型地体现了凸凹诗歌的基本方法:从当下事境中展开“对物的联想”,又返回到当下事境中,对物进行重新定位和校准;这些联想貌似怪诞、诡谲,但其实完全是基于“生活之可能逻辑”的想象。《桃木问,或手间事》也是这种方法运用的例子。这并非从“词语”出发的纯粹修辞性的想象,而是以联想的方式将事物置入到某种社会生活情境中,看看这事物在其中会发生什么、遇到什么,最后又会变成什么。最终来说,这是一种诉诸生活情理的想象;而如果它让人感到荒谬,那只能是因为生活本身的荒谬。
正是在对“正常人的生活权利”的捍卫中,凸凹的“不平之气”在他自己身上转换为一种特殊的生存姿态:一种地下的、卑微的、看似柔顺却有一种挣扎不屈之意的生存。与多年前相比,诗的生存姿态的重心发生了从“对抗”向“自我隐匿”的转变。这也可以说是从“凸”向“凹”的转变:“凸”是山、土的艮卦之象,它是人身上强硬、突显、攻击性的部分(诉诸“刀锋”和“狠劲”);凹是水、洼地的坎卦之象,是人身上柔顺、藏匿、自我回撤的部分。很难想象,一位写了那么多硬朗、对抗性十足的诗作的诗人,对自身的最终定位并不是“刀锋”,而是“蚯蚓之舞”——但站在“正常人的生活”的角度,这种自我技术上的转换是可以得到很好理解的。通过“蚯蚓”的意象,凸凹也部分地改写了“地下”一词在诗学上的含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的“地下诗歌”中,“地下”是叛逆和对抗的象征,它意味着不服从权力的英雄主义的自由精神。而在凸凹近些年的写作中,“地下”却越来越蜕去了那种直接的对抗色彩,转而强调其中的“异质性”和“活力”。“地下”是一个卑污、实际、混乱却生机勃勃的世界。它逃脱了“庙堂”的控制,而打开了一个秘密的、人能够在其中生活的空间。如果说它仍然包含着“反抗”之义,那也是一种柔软的反抗。它是用人间的情谊和烟火气来化解各类暴力带来的“戾气”;它是卑微的,饮着地底的黄泉或苦水,但它仍然在用自身的劳作给大地松土。这是一种植根于良善的生存姿态。在这一姿态的引导下,凸凹写下了近年来那些逃逸之诗、自省之诗和亲情之诗,不断确认着自身诗歌的人间性,并将所有的“坚硬之物”转变为一种“坚定的柔和”:

蚯蚓的舞
排开土、排开大地

蚯蚓的舞
排开地狱,和亡灵

为了这天塌地陷的柔柔的一舞
蚯蚓把体内的骨头也排了出去

(本文系《南方诗歌》平台专题《“风云会”:凸凹|为了这天塌地陷的柔柔的一舞》约稿)

20226月于昆明


【作者简介】一行,本名王凌云,1979年生于江西湖口。现居昆明,任教于云南大学哲学系。已出版哲学著作《来自共属的经验》(2017)、诗集《新诗集》(2021)、《黑眸转动》(2017)和诗学著作《论诗教》(2010)、《词的伦理》(2007),译著有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2006)等,并曾在各种期刊发表哲学、诗学论文和诗歌若干。)
一行:刀锋与蚯蚓---读凸凹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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