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家福的框外
——谈凸凹的诗
（暨南大学）张雪萌
在乔治·H·米德看来，“自我所由产生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它意味着个体在群体内相互作用，意味着群体的优先存在。” 诗人个人的成长史，于某种程度而言，无一不是集体历史与记忆的浓缩与显影。群体和个人仿佛一对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经由着彼此的掣肘与反叛，在诗歌内部开启了向外和向里两种方向的探寻。
在这些大小群体之中，家族常常是诗人最为熟稔的观察对象。凸凹的写作中，也或多或少将视角安插在这一集体的四周，如全家福的摄像师，调用多样的呈现技法，更新着家族史的叙说方式——像他在《诗论》中所说的那样，“每行诗都是一条鞭子打人/好的诗只一鞭顶多三鞭就解决问题/问题是读者的七寸大多长在鞭长莫及的地方”，凸凹笔下有关亲情与家族的书写，最引人入胜的部分也是那处于照片框外的背景——作为小型集体的家族所生长的幕布上，究竟还隐含着什么？
《母说，或家史》一诗，便展现了这一复杂的探讨。全诗前五行，拉开了一个纵深的、多重叙述者的演进空间，其中包含着复现于“母亲”叙述中的“外爷”、作为主要叙述者的“母亲”、为叙述进行补充的“二弟”，以及作为接受者和观察者的“我”。接下来，由“我”的想象开启了诗歌的第二层面，“旗袍”、“英拉格手表”、“欧洲自行车”等意象的叠加，使叙述者以另一种方式进入虚构的诗人之眼，家族史的框外景色，通过与时代、与想象力的勾连而逐句铺展。在家族中的个体，生活着各自的生活，但在这之内，每个代际的成员，也生活着一种集体的、共同的生活：“五十年代革命路，左右卷舌，莫名打漩。/耳朵问题是一辈子的问题，声音的胆子/在耳障中闪电、打雷、转弯，成为/高调与危塔”，由是，作为摄像师的诗人，将打光转向了更为深切和辽远的暗幕。
在诗歌的首尾处，作为夫妻的“外爷”和“外婆”分别出现，诗人对两人的书写方式，也形成了一对呼应：
——谈凸凹的诗
（暨南大学）张雪萌
在乔治·H·米德看来，“自我所由产生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它意味着个体在群体内相互作用，意味着群体的优先存在。” 诗人个人的成长史，于某种程度而言，无一不是集体历史与记忆的浓缩与显影。群体和个人仿佛一对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经由着彼此的掣肘与反叛，在诗歌内部开启了向外和向里两种方向的探寻。
在这些大小群体之中，家族常常是诗人最为熟稔的观察对象。凸凹的写作中，也或多或少将视角安插在这一集体的四周，如全家福的摄像师，调用多样的呈现技法，更新着家族史的叙说方式——像他在《诗论》中所说的那样，“每行诗都是一条鞭子打人/好的诗只一鞭顶多三鞭就解决问题/问题是读者的七寸大多长在鞭长莫及的地方”，凸凹笔下有关亲情与家族的书写，最引人入胜的部分也是那处于照片框外的背景——作为小型集体的家族所生长的幕布上，究竟还隐含着什么？
《母说，或家史》一诗，便展现了这一复杂的探讨。全诗前五行，拉开了一个纵深的、多重叙述者的演进空间，其中包含着复现于“母亲”叙述中的“外爷”、作为主要叙述者的“母亲”、为叙述进行补充的“二弟”，以及作为接受者和观察者的“我”。接下来，由“我”的想象开启了诗歌的第二层面，“旗袍”、“英拉格手表”、“欧洲自行车”等意象的叠加，使叙述者以另一种方式进入虚构的诗人之眼，家族史的框外景色，通过与时代、与想象力的勾连而逐句铺展。在家族中的个体，生活着各自的生活，但在这之内，每个代际的成员，也生活着一种集体的、共同的生活：“五十年代革命路，左右卷舌，莫名打漩。/耳朵问题是一辈子的问题，声音的胆子/在耳障中闪电、打雷、转弯，成为/高调与危塔”，由是，作为摄像师的诗人，将打光转向了更为深切和辽远的暗幕。
在诗歌的首尾处，作为夫妻的“外爷”和“外婆”分别出现，诗人对两人的书写方式，也形成了一对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