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书天骄形影——读长篇历史小说《长生天》

2018-05-12 19:11阅读：

http://blog.sina.cn/dpool/blog/u/1279180142

侯大千
刚刚过去的2017年，是成吉思汗诞辰855周年暨逝世790周年。文学界、史学界纪念这位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文字层见迭出。其中颇为引人注目的一部，是内蒙古作家刘利华的长篇历史小说《长生天》。《长生天》是一部文学长卷，洋洋洒洒百万余言，记述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奇而伟大的一生。不仅如此，它还是一部反映蒙古民族崛起、发展过程的历史著述，更是一部记录蒙古族宝贵文化的民俗学笔记。可以说，《长生天》集文学意义、史学意义、民俗学意义于一身，是一部值得深入挖掘研究的作品。
《长生天》的文学性
文学作品区别于其他文本的独特性，即文学性。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其灵魂在于文学性的艺术特色。作为历史小说，《长生天》一方面体现出严格遵照史实的特点，另一方面，可贵在并未因此丧失文学性。全书在史实的架构之上，以文学元素为血肉进行填充。文学性的处理，给枯燥的史实以生命和灵魂，提高作品的可读性，读者群体也因此扩大。历史小说的短板，一般在于细节和语言描写，而这两方面恰巧是《长生天》文学性

的集中体现。例如，与同为历史小说的《蒙古秘史》相比，《长生天》的细节、语言描写更胜一筹。《长生天》中细节描写着墨颇多，尤其是对成吉思汗形象的描述。从他十四、五岁的少年时期写起，花费大量笔墨，生动地还原了不同时期的成吉思汗形影。如十七岁赴弘吉剌部落迎亲的铁木真，着“天蓝色长袍”、“鲜红的布腰带”、骑“家里最彪悍的黄骠马”。甚至对他的坐骑都进行了描摹：鞍鞯都被擦拭了，前后银鞍桥上花纹露出来了，花纹香牛皮马韂夹垫，水洗后像新的。两个铜马镫擦得铮亮，黄骠马梳洗得光溜溜的，全身没一根杂毛。写服装、写坐骑，无需直接描述成吉思汗迎亲的姿态语言和心理活动，一个春风得意的少年形象也跃然纸上。这类详细的描写，在记录成吉思汗的文学作品中鲜少出现。同样是成吉思汗迎亲，《蒙古秘史》汉语版中只是匆匆概述，一笔带过：当帖木真九岁时，与德薛禅的女儿孛儿帖定亲，此后二人再未相见。时下，贴木真、别勒古台决定前去寻找孛儿帖，便直奔克鲁涟河下游而去。仍在扯克彻儿山，赤忽儿忽山一带游牧的翁吉剌惕氏薛禅见到贴木真兄弟二人十分欣慰，便说：“我知道，泰亦赤兀惕兄弟一直在妒害你，所以特别担心。现在见到你也就放心了。” 便将女儿孛儿帖嫁给了贴木真。两种叙述方式，两相对比，截然不同。《蒙古秘史》是史书式记叙，交代成吉思汗初婚前的经历；文字简练，鲜见描述性语言。《长生天》记叙同样的历史事件，但在叙述史实的基础上填充了大量描述性文字，让少年成吉思汗形象的还原程度明显高于前者。《长生天》的文学性，也见于语言描写当中。同样与《蒙古秘史》相比，举铁木真和扎木合结拜这一事件为例。《蒙古秘史》写道： ……当二人初结安答（结拜兄弟）时，帖木真才十一岁。那时札木合赠帖木真一只鹿踝骨，帖木真也将一只灌铜踝骨赠给了札木合，二人在斡难河冰上打着踝骨游戏结为安答。翌年春天，二人一起玩耍时又互赠箭器结为安答。这是二人两度结为安答的经过。《长生天》中关于此事的描述则花费了三页，用千余字叙述二人初遇、相识、交换信息和礼物的整个过程。人物对话符合各自性格特点，结拜的一幕详细生动： “俺俩结成安答吧！”扎木合请求。“啊？”铁木真有些意外，他过去玩伴不少，安答却只有一个，但都被塔儿忽台裹挟走了。 “你不愿意？”看铁木真的样子，扎木合以为铁木真拿不定主意呢。“马找合群的，人找合意的，如何不愿意？”铁木真正了面皮， “俺只是想大人的话，一结拜，就要同生死了！” “是。”扎木合点头“，俺们结拜吧！” 两人手牵着手，走到斡难河岸边，面对东面的太阳，双双跪下，折箭为誓： “俺们结为安答，以后的日子要相帮着，同生死，同患难，一直到永远。如违背誓言，有如此箭！” 扎木合是辅佑成吉思汗从夹缝中成长起来的安达，而后又成了背叛他的敌人、反攻他的败将；可以说见证了成吉思汗成长、崛起的历史。结拜，是二人波澜起伏关系的发端。此时两小无猜“折箭为誓”，“一结拜，就要同生死”，日后兄弟阋墙反目成仇。感情上的强烈转折，在此已埋下伏笔。《长生天》对兄弟结拜的描述，语言生动，情节起伏，凸显人物性格；且与后文照应，伏脉千里。而《蒙古秘史》的叙述，匆匆一笔带过，在文学性上有所缺失，只起到了传达信息的作用，难以唤起读者的情感共鸣。《蒙古秘史》和《长生天》均属历史文学，但如此看来，前者更倾向于历史，陈述历史事实之余，忽略了文学性和可读性。《长生天》则二者兼顾，在叙述史实的基础上，增添了大量的文学元素。当然《蒙古秘史》的篇幅也限制了其文学性的发挥。细节描写和语言描写，给《长生天》带来了两大特色：一是生动、全面地展现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形象；二是人物血肉丰满，故事情节生动，文本的可读性大大提高。
《长生天》的历史性
以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为题材，记叙其生平的小说，虽然仍属于虚构文学作品的范畴，但难免要以历史事实为依托。对史实的把握，是历史文学的基础；文学性的发挥，应该与严肃的历史态度相结合，建立在真实、准确的史实架构之上。否则，就失去了事实的根基，达不到“历史文学”的标准。迄今，中外已存在多部以成吉思汗为主人公的历史性、传记性文学作品。例如，前苏联作家瓦西里•扬、日本作家楳本捨三、香港作家董千里都曾出版过名为《成吉思汗》的历史小说。然而，如果以史学的眼光考量，这些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瑕疵。它们或为满足欧洲读者的猎奇心理而成书，或被中外社会对成吉思汗的刻板形象所影响，其内容偏向描写战争场面之惨烈、蒙古军队之凶蛮残忍；对于12-13世纪的蒙古史、世界史体现得较为片面，对成吉思汗本人的历史评价或不够充分，或有失偏颇。刘利华作鸿篇巨著《长生天》，也正是因为此。如他自己在《后记》中所讲：“像成吉思汗这样伟大的人物，竟然没有一本能同它的历史地位相匹配的文学作品出现，真是十分令人遗憾”。探究史实，扭转对成吉思汗的历史评价，是刘利华所作《长生天》的原始动机。他早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现中央民族大学）北方少数民族史专业，因而在《长生天》中，他刻画历史人物、叙述历史事件，都严格遵循历史的真实性。在笔者看来，相比现存的以成吉思汗为题材和原型的历史小说，《长生天》在历史性上的突破主要有二：填补细节空白，校正史学问题。作为一部历史小说，《长生天》与同类主题的文学作品相比，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小说细节上进行史实性的填补和修正。此处举两例说明。其一，书中人物记年记岁，不用“年”，而用“草”，如成吉思汗对合答安说：“这么多草，你受苦了！”。这种纪年方式是12、13世纪蒙古民族的传统方法，现今已经废弃许久。在这本书中出现这种纪年方式，可谓刻章琢句，将史实填补到了最细微之处。这种写法不仅非常恰当，而且能被看作一个标志，凸显故事的历史时间节点。其二，《长生天》中的蒙古族人物交谈时，自称“俺”而非“我”，也符合十三世纪宋元时期的语言特点。小说在细节上使用史实进行填补，符合主人公生活、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进而为读者带来因时代迥异而出现的疏离感，在历史性上是一种提醒。《长生天》的史学突破之二，是在史学问题上本着严谨的态度，校正和颠覆以往学界乃至社会对于成吉思汗的刻板印象。刘利华在《后记》中提到的“市井半丘坟”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学界惯引耶律楚材诗“市井半丘坟”形容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队在征服中亚时如何残忍无度，但刘经研究史实发现，“丘坟”其实只是中亚风俗。当地阶层较高的人去世之后，惯建高大墓穴，且都位于城市之中。因而耶律楚材此诗记载中亚城市中的高大墓穴，只是描绘当地风俗，并非成吉思汗部队屠戮无度的后果，从而为长久以来成吉思汗杀人如麻的刻板印象正名。从史出发，以史为鉴，《长生天》基于史实的描述，还原了成吉思汗“人”的一面。成吉思汗并非生而为神，也曾是个会渴会饿的平常人；他也并非嗜血残忍，而是战争的残酷性使然。《长生天》作为一部历史小说，用历史细节钩沉成吉思汗生平往事，依托史实忠实记录蒙古族人民从分散走向融合的历史。小说塑造的成吉思汗形象之丰满、身边人物之丰富生动、反映时代、社会之全面和完整，都使这部作品有了不可替代的史学价值。
《长生天》的民俗学价值
除文学意义、史学价值之外，《长生天》还具有民俗学价值。小说不仅在史实基础上讲述了一个恢宏的故事，其中还包含大量对蒙古民族的风俗习惯、口承文学、传统技艺、生活习惯及思考模式的正面描述和侧面体现。范围包罗万象，相当于一部蒙古民族的民俗学百科全书。《长生天》对蒙古族口承文学的体现非常突出，主要在于书中丰富的蒙古谚语和民歌。书中光蒙古古谚，就数不胜数。如“人要心强，树要皮硬”“与其流泪，莫如攥拳”“男子汉岂能无名而死”等格言。这些民歌和谚语，不仅通过小说被挖掘和记录下来，在《长生天》中与不同的人物和场景结合，经过他们的使用，焕发出新的生机。随着书的出版发行，在读者群中得以传播，增加了流传下去的可能性。此外，《长生天》对蒙古族风俗习惯的记述和描写也颇为详细。小说写蒙古人日常起居、婚丧嫁娶、战争祭祀，细节生动。娓娓道来的叙述，读来自有妙趣；描绘之详尽，令人叹服。这些细枝末节的描写，非对蒙古族文化和历史了解透彻者不能为之。现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游牧生活、草原文化难以避免地被现代社会改造，变得面目全非。眼下民族文化、语言风俗流失严重，记述和描写宝贵民族文化遗产，对于蒙古民族乃至当今社会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成吉思汗的经历和故事，在我国一直研究者居多，阅读者有限。《长生天》基于史实，对于成吉思汗形影进行了最大程度的还原，让读者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其文学特色和史学贡献，为成吉思汗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刻板印象正名。对于各个层次的读者，《长生天》都有重要意义——对于蒙古史学家，是史料参考；对于蒙古民俗研究者，是文化标本；对于蒙、汉以及其他各民族的普通读者，是了解蒙古历史和文化的窗口。希望《长生天》能够成为一个契机，让更多读者了解成吉思汗和蒙古历史。
（作者侯大千，青年评论家，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
原载2018年5月3日《通辽日报》

举报/Report

我的更多文章

下载客户端阅读体验更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