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阅读：尹吉甫与《诗经》（下）许士杰

2016-08-27 12:13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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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吉甫与《诗经》（下）
许士杰

《诗经》与尹吉甫
山西平遥城东城墙上面的尹吉甫点将台和东城墙内侧的尹公庙至今还在。可见，平遥人民对来自房陵的这位大将是多么敬重，又是多么念念不忘！
由于尹吉甫身先士卒，指挥得当，取得了攻伐猃狁之战的巨大胜利。后来，一起参加过这场战争的同僚写下诗《六月》，来歌颂尹吉甫。
六月【小雅】
六月栖

栖，戎车既饬。四牡骙骙，载是常服。猃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国。
比物四骊，闲之维则。维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牡脩广，其大有颙。薄伐猃狁，以奏肤公。有严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国。
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织文鸟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启行。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薄伐猃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饮御诸友，炰鳖脍鲤。侯谁在矣？张仲孝友。
《六月》记叙的是周宣王时北伐猃狁的事，但其目的是通过对这次战争胜利的描写，赞美宣王时的中兴功臣，也即这次战争的主帅尹吉甫文韬武略、指挥若定的出众才能和堪为“万邦为宪”的风范。清代学者姚际恒所作的《诗经通论》中说：“此篇则系吉甫有功而归，燕（同“宴”）饮诸友，诗人美之而作也。”
全诗六章，前四章主要叙述这次战争的起因、时间，以及周军在主帅指挥下所做的迅速勇猛的应急反应。
诗一开首，作者就以追述的口吻，铺写在忙于农事的六月里战报传来时，刀出鞘、箭上弦、人喊马嘶的紧急气氛 (“栖栖”、“孔炽”、“用急”)。
第二、三章，作者转向对周军训练有素、应变迅速的赞叹。以 “四骊”之 “维则”、 “修广”、 “其大有颙”的强健，以“我服既成”的及时， “有严有翼，共武之服”的严明及 “以奏肤功”的雄心，从侧面烘托出主将的治军有方。
第四章作者以对比之法，先写 “猃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的凶猛来势；次写车坚马快、旌旗招展的周军先头部队“元戎十乘，以先启行”的军威。一场恶战即将开始，紧张的气氛达到了顶峰。
第五章作者并没有被时空逻辑的局限所束缚，凌空纵笔，接连使用了三个 “既”字 (“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四牡既佶，既佶且闲”)，描写我方军队以无坚不克之凛然气势将来犯之敌击退至靠近边界的太原。很自然地从战果辉煌的喜悦之中流露出对主帅的赞美和叹服。从紧张的战斗过渡到享受胜利的平和喜悦，文势为之一变，如飞瀑落山，又如河过险滩，浩荡而雄阔。
最末一章，作者由对记忆的描绘转向眼前共庆凯旋的欢宴。 “来归自镐”是将记忆与眼前之事联系起来，而“我行永久”说明作者也曾随军远征，定国安邦，与有荣焉。然而自己荣誉的获得，又与主帅的领导有关，可谓自豪与赞扬俱在其中。
从审美的角度统观全诗，这种以追忆开始、以现实作结的方法，使得原本平淡的描写平添了几分回味和余韵。同时，此诗在行文的节奏上，一、二、三章铺垫蓄势，第四章拔至高潮，第五章舒放通畅，第六章归于宁静祥和，使诗歌产生了丰富变化的节奏感和灵动感。
周宣王任用贤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复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兴。
公元前782年，周宣王生了一场大病，弥留之际，召尹吉甫、召虎托孤。明朝著名作家冯梦龙著《东周列国志·第二回》对这一历史事实作了专门的描写：宣王 “乃召老臣尹吉甫、召虎托孤……曰：‘朕赖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宁。不料一病不起!太子宫涅，年虽已长，性颇暗昧。卿等竭力辅助。勿替世业!’二臣稽首受命。”大意是：“宣王于是召见老臣尹吉甫、召虎托孤……说：‘我仰仗诸卿的帮助，南征北战，四海安宁。没想到，我现在一病不起!太子宫涅，虽然年纪已经长大，但他心性非常昏庸愚昧。卿等应当竭力辅助。千万不能丢失了先人创下的江山伟业!’二臣扣头受命。”
宣王逝世后，太子宫涅继承王位，为周幽王。这位幽王确实“性颇暗昧”，他残酷暴虐，涂炭生灵，不听忠良之言，专信奸佞谗谀。尹吉甫辅助无效，同时为避“替世业”之过，便告老还乡，回到房陵。尹吉甫大概在周幽王即位的第七年去世，时已年过七旬。《旧志》 (见《旧唐书·地理志》)注：“尹吉甫，……卒，葬房县青峰山。”大意是：“尹吉甫，……去世，埋葬在房县青峰山上。”明代万历版《郧阳府志》 (即《郧阳府旧志》)记载：“尹吉甫，房陵人，……卒后葬于房陵青峰山。”大意是：尹吉甫，房陵人，……死后埋葬在房陵青峰山。
尹吉甫具有以国家大局为重、置个人安危得失于不顾的崇高精神品质。当国家需要的时候，他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表现出了他对周王朝的无比忠诚。也正因为如此，宣王才器重他，同僚才敬仰他。幽王执政后，残酷暴虐，涂炭生灵，尹吉甫在屡谏无效的情况下，毅然舍弃高官厚禄、荣华富贵，辞官回到生育他的家乡——房陵，表现出了他的高风亮节。所以，房县城东关尹公祠，有门联写道：“龙岗凤岭长挺千秋名宦，粉河玉水朗澈万古忠心”，寄托了人们对一代忠臣的无限敬仰之情。
关于尹吉甫的死，在房县有多种传说。其中一种是：由于尹吉甫的犯颜直谏，他被昏君周幽王砍头杀害。事后，周幽王很后悔，于是封了一颗金头随葬。后来，周幽王又怕金头被贼人盗墓，便用了十二口棺材同时发丧，分别葬在青峰山、万峰山等十二个地方。
尹吉甫为房陵人，不仅有大量的文献记载，而且还有大量的祀庙、祠堂、碑墓等文物遗迹。
明朝嘉靖年间，知县夏维宁为尹吉甫专修一坊，取名 “忠孝故里”。
明朝成化年间，重修房州县城，曾石刻 “忠孝名邦”四字镶嵌东门城楼。
明朝正德年间，县承李南金、知县胡壁在万峰山白玉河修建了宝堂寺，专门供奉尹吉甫神像。宝堂寺占地200平方米，三进庭院，宫殿式建筑，正殿门前有一巨立石碑，碑文曰：“夫青峰乃古周朝名宦尹吉甫之佳城（指古墓地）……此地灵人杰……”大意是：青峰山是古代周朝著名官员尹吉甫古墓所在地……此处，地灵人杰……
房县文物馆现保存有 “周太师尹吉甫之墓”石碑。
2006年，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在听取了 “房陵文化圈”的课题研究汇报后，称赞：中华诗祖、周太师尹吉甫故里“房陵文化圈”的重大发现，真是了不起，民间文化遗产十分珍贵，希望进一步做好抢救保护，力争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华诗祖名副其实
那么，尹吉甫跟《诗经》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我们知道，周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十分重视文学的时代，其伟大的成果就是集成了中华民族第一部诗歌集——《诗经》。当代著名学者何新在《易经新解·序二》中讲道：《诗经》与后来的《楚辞》并列为我国古代先秦文化之瑰宝，成为中国文学之源头。
尹吉甫是周朝太师。太师这个官职，除了要为周天子出谋划策，处理各种行政、军机事务以外，还要负责掌管礼乐，也就是还要直接负责文化、教育等工作。太师这个官职，使尹吉甫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地成为《诗经》的主要整理和编纂者。尹吉甫生活在西周向东周过渡的历史时期，这段历史最大的特点就是社会动荡起伏。设想一下，假若没有尹吉甫尽心竭力地支持和参与《诗经》的整理和编纂，已经收集起来的诗歌会不会出现搁置一边，甚至散失民间的可能？从这个角度说，尹吉甫为《诗经》的最后集成定型，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一点根本毋庸置疑！
更难能可贵的是，尹吉甫不仅是《诗经》的主要整理和编纂者，而且还是《诗经》中部分诗歌的创作者——一位伟大的诗人——名副其实的中华诗祖。
《诗经》共收录诗歌305篇，现在我们能够清楚知道的作者只有四人，即寺人孟子、家父、奚斯和尹吉甫。唐代著名学者孔颕达著《毛诗正义》。《毛诗正义》是研究《诗经》的专著，学术价值极高。唐代就把《毛诗正义》列为官书，后来的“明经科”取士，谨遵此书，可见此书影响之大。而《毛诗正义·卷十八》明确指出，《崧高》、《烝民》、《韩奕》、《江汉》四首诗均为尹吉甫写作。
《崧高》这首诗是尹吉甫赠给在王室为卿士而又远出为方伯的申伯的。其旨意是歌颂申伯辅佐周室、镇抚南方侯国有功。同时也写了宣王对申伯的优厚封赠及不同寻常的礼遇。作者在诗里，是要努力把申伯塑造成清代学者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讲的 “资兼文武，望重屏藩，论德则柔惠堪嘉，论功则蕃宣足式”的盖世英雄。
《烝民》这首诗写仲山甫奉王命赴东方督修齐城，尹吉甫临别作诗相赠，安慰行者，祝愿其功成早归。全诗基调虽是对仲山甫个人的颂扬与惜别，但透过诗中关于仲山甫行事与心理的叙述，从中大体能体察到处于西周衰世的贵族，对中兴事业艰难的认识与隐忧，以及对力挽狂澜的辅弼大臣的崇敬与呼唤。不难理解，本诗对仲山甫的种种赞美，是真实的，然而也不排除其中有某些理想化的成分，包含着诗人所代表的这一阶层的期盼。
《韩奕》尹吉甫在诗中，主要叙述了年轻的韩侯入朝受封、觐见、迎亲、归国以及归国后的活动。诗歌的主题是颂扬韩侯接受王国重要政治使命，肩负作为王国屏障安定北方的重任，表现了周王对他的优宠和倚重，公卿们对他的尊慕和礼敬。当然，韩侯的富贵荣华以及他的权威，都与他的政治地位和特殊的作用有密切的关系。近代学者吴闿生在《诗义会通》中评论此诗说： “雄峻奇伟，高华典丽，兼而有之，在三百篇中，亦为杰出之作。”
《江汉》这首诗记叙了召虎平淮夷归来，周王赏赐之事。周厉王在位时，政治昏暗，东方淮夷入寇，厉王命虢仲征之，未能取胜。宣王当政后，首先消除猃狁之患，然后亲征淮夷。当时，宣王驻扎在江汉之滨，命召虎率军伐之。召虎取胜归来，宣王大加赏赐。尹吉甫作此诗，既歌颂了召虎祖先召康公之德，也歌颂了宣王的英明。吴闿生《诗义会通》评论此诗说：“以美武功为主，而无一字铺张威烈。后半专叙王命及召公对扬之词。雍容揄扬，令人意远。”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烝民》的内容：
烝民【大雅】
天生烝民，有物有则。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天监有周，昭假天下。
保兹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
令仪令色,小心翼翼。
古训是式，威仪是力。
天子是若，明命使赋。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
缵戎祖考,王躬是保。
出纳王命，王之喉舌。
赋政于外，四方爰发。
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
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
“柔则茹之，刚则吐之。”
维仲山甫。
柔亦不茹，刚亦不吐。
不侮矜寡，不畏强御。
人亦有言：
“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
我仪图之。
维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
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业业。
征夫捷捷，每怀靡及。
四牡彭彭，八鸾锵锵。
王命仲山甫,城陂东方。
四牡骙骙，八鸾喈喈。
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
吉甫作诵,穆如清风。
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
南宋大学者朱熹《诗集传》认为，《烝民》是“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而尹吉甫作诗送之”。本诗主要以赋叙事，开篇以说理领起；中间夹叙夹议，突出仲山甫之德才与政绩；最后偏重描写与抒情，以热烈的送别场面作结，点出赠别的主题。全诗章法整饬，表达灵活，为后世送别诗之祖。在《诗经》中本篇说理成分比较浓厚，在诗歌发展史上留下重要的一笔，清代学者姚际恒《诗经通论》评开头四句说：“《三百篇》说理始此，盖在宣王之世矣。”后世“以理为诗”当溯源于此。本诗语言也很有特色，诗中一些形象生动、富有哲理的语言，有的经后人使用或提炼，至今仍活在人们口头，如“小心翼翼”、“明哲保身”、“爱莫能助”、“穆如清风”等。
读完《崧高》、《烝民》、《韩奕》、《江汉》之后，细细品味一下，你会发现尹吉甫所写的诗歌最能体现《诗经》的风格，那就是温柔敦厚。你看，吉甫公对工作是那样的充满热情，对同僚是那样的充满友情，对宣王是那样的充满真情，对生活又是那样的充满激情……
难怪，东晋著名女诗人谢道韫的叔父谢安曾问： “《毛诗》何句最佳？”道韫答：“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马上称赞道韫“雅人深致”(很有情致的风雅之人)。
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李辰东教授甚至认为，《诗经》就是尹吉甫一人所作。他在《诗经研究方法论》中写道：“三百篇的形式有点像民歌，实际上，作者是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他的内心，并不是真正的民歌。民歌无个性，而《诗经》三百篇却篇篇有个性。所谓个性，就是每篇都有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固定的人物，固定的事件……。”李辰东教授用统计学的方法，研究发现《诗经》的地理、人物、时间、史事、体裁、名物、诗句、风格、声韵、起兴等等均有统一性，从而得出结论：三百篇为尹吉甫一人所作。不过，这只是一家之言，李辰东教授的观点还需要有更多的材料来佐证。
不过，以上足见尹公诗作对后世的影响何其深远与巨大！
总之，房陵文化是我们应当十分重视、并应当充分挖掘的宝藏。文化宝藏是能够在利用中增值、成长、繁衍的资源，是最可珍惜的宝贵财富。房陵文化宛若鄂西北深山中的宝石，但愿它如愿以偿地成为生态文化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以此慰藉房陵世代引以自豪的永世名人——尹吉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