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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阅读：国内《边城》研究述评（2003—2013） 刘丽 王娟

2016-09-22 17:49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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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阅读：国内《边城》研究述评（2003—2013） <wbr>刘丽 <wbr>王娟
国内《边城》研究述评（2003—2013）
刘 丽 王 娟

摘要：作为我国著名作家沈从文（1902-1988）的代表作品，《边城》自1936年问世起，便以其独特的文学魅力，生动的湘西风情吸引着海内外众多读者，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本研究调查了最近十年来（2003-2013）刊于中国知网的《边城》研究论文。通过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分类、评析和总结，并择其要者作简要评析，探讨了国内近来对《边城》的研究进展及不足。最终得出结论：国内对于《边城》的研究虽看似百花齐放，实则参差不齐，在对该作的译介研究上尤显疲弱，与该作
译著颇丰的现实有悖，亟待补充和完善。
关键词：《边城》；研究述评；译介

引言
《边城》是我国著名作家沈从文（1902-1988）的代表作品，自1936年诞生之日起，便以其独特的文学魅力，生动的湘西风情吸引着海内外众多读者。国内针对《边城》的各类研究也未曾间断。本研究以“《边城》”为主题，以SCI、EI、核心期刊、CSSCI为搜索范围，以2003-2013为时间范围在中国知网进行搜索，共得相关文献147篇。这些文献分别从叙事视角、写作动因、美学视角、人物分析、对比分析、民俗文化视角等角度对《边城》做了研究。以下章节将罗列统计数据并对每类研究分别举例评析，以廓清在这十年中《边城》研究的主要着力点，并进一步指出其中尚存在的不足之处。
一、数据统计与分析
基于本研究搜集到的相关文献资料，笔者对不同研究视角进行了数据统计（具体数据详见下表）。统计结果显示，从分析写作动因入手的研究成果数目较多，约占20.41%，原因一方面在于对小说的写作动因本就众说纷纭，无从统一，随着对小说内容及作者生平的深入发掘，新成果便不断涌现；另一方面，也不排除某些该类研究在内容和形式上有重复之嫌。从美学角度切入的研究数目仅次于写作动因（18.37%），个中原因，依笔者推测，由于《边城》语言优美、内涵丰富，审美性强，因而受到广大文学研究者的亲睐。另外，将《边城》与其他作品进行对比研究、或将沈从文与其他作家比较的文献数目最多（22.45%），表明学界对用对比进行《边城》研究的方法给予了较多关注。从叙事和民俗角度进行的研究数目居中（分别为12.24%和10.88%），这是由《边城》作为一部以叙事为主的乡土小说决定的。此外，从其他视角（传播学/原型理论/经典化过程/社会批评/传记批评）开展的研究与主流研究方向相比，数目较少（5.44%），且8篇文献中有5篇分布在近5年（2009-2013），说明学界近来已开始尝试拓宽《边城》的研究方向，只是力度稍显不足。
总之，从不同的视角——特别是从一些较为新颖的视角进行《边城》的研究，可以让读者多层面、多角度地理解这部小说，这对于进一步拓宽该作的研究渠道大有益处。
二、《边城》主要研究视角
1.叙事视角
这类研究主要从叙述模式、叙事语言、叙事策略以及叙事情境等层面展开，探讨了《边城》的叙事特点。如张文东（2008）从传奇叙事角度对《边城》加以分析，强调小说的浪漫想象成分[1]。刘涵之（2005）从语态切入，将小说叙事分为回顾、同步和预示三种，比较清晰地理顺了《边城》的各叙事成分分布及相互关系[2]。谭文鑫（2010）则另辟蹊径，以奏鸣曲的曲式结构为依托，剖析了《边城》在叙事结构上具有的内在音乐性[3]。
2.写作动因
写作动因，是作家写作某一作品的直接缘由，是触发这部作品写作的导火索，深入来说就是由相关人物、事件及历史状况和社会背景所引发的情感倾诉需求。而这些情感的深度，往往决定最后完成的整部作品的思想内涵，由此可见，写作动因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在诸多针对《边城》的研究中，从写作动因出发的所占比例居第二（20.41%）。下面将从五个角度分析其写作动因：⑴地理环境、⑵心理因素、⑶社会变革、⑷宗教思想、⑸沈从文所属流派——京派对其影响。
英国地理历史学家达比（Darby）在谈及哈代的威萨克斯系列乡土小说时，曾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小说具有内在的地理学属性[4]。”的确如此，作家在创作历程中，空间转换常会对其想象和认知造成一定影响，进而在其文字中留下明显可见的痕迹。1934年，沈从文由北平返乡，《边城》便是在这一旅途中成型的。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要解释《边城》创作动因，势必要从地理环境的变迁入手。许宗元（2003）便明确提出“《边城》是旅游文化的产物，它孕育于作者三省边区旅行生活[5]。”
心理动因，即是促使个体做出某种行为的内部心理机制。小说创作作为一种行为，与作者自身心理因素的催发息息相关。对此，学者们提出了不同意见：王中（2012）认为“《边城》不过是沈从文受到婚外‘偶然’引诱而又逃避的产物[6] ”，周明娟（2008）将《边城》归为作者的怀旧之作[7]，李锦昆（2004）则认为是沈从文身为“乡下人”的自卑心理诞下了该书[8]，康长福（2009）提出《边城》等作品是沈从文对自然生命的抽象思考的结果[9]。从该视角出发解读《边城》的文献数目较多，观点不一而足，为增强说服力，学者们多引用原作或作者其他作品对论点加以佐证，但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性，且结论的推导过程缺乏铁一般的数据来证实。举例来说，对沈自称“乡下人”这一事实，有学者认为是“自豪”，有学者则认为是“自卑”，倚仗的虽是同一事实，结论却相差悬殊。
作者生活的社会环境也会对小说创作产生一定影响。《边城》出版于1936年，当时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小农经济缓慢解体、农村开始初步城镇化的进程中，以沈从文为代表的敏感文人也嗅到了社会变化气息。褚连波（2010）试图将社会的差序格局代入《边城》，以解释悲剧成因[10]。陈离（2003）将《边城》里单纯的生活模式概括为作者的“童心”，以此传达出作者对成人社会的失望[11]。占总数4.76%的文章主要从中国三大传统思想儒、道、佛以及观音信仰、自然拜物教等对沈从文的影响出发，分析小说的创作动机。苗水（2011）则认为《边城》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是“思无邪”式的，体现了原始儒家伦理的婚恋观[12]。这篇文章的理论前提是：孔子“亲自”整理《诗经》，使得《诗经》带有儒家思想观。但笔者认为，孔子编《诗经》这一说本身便有争议，不适合做前提，这是其一；其二，退一步说，且说《诗经》是孔子所编，但《关雎》等诗也只是体现了文章中提到的“自由恋爱”，至于“婚姻自主”却无从谈起。孟子说：“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13]。”孔孟的婚恋观宣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与《边城》提倡的自由择偶观是相悖的。而关于“男女平等”的看法则更是无中生有，众所周知，孔子本人对妇女的持歧视态度——“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文章作者显然忽视了这一事实。
京派，是30年代一个独特的文学流派，主要成员有周作人、废名、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等。京派作品以表现”乡村中国”为主要内容，表达了对本土的传统美感在现代性的强大冲击下日渐消失的一种挽歌情怀。沈从文是京派第一人，该派思想在其作品中一览无余。该类研究或先表京派某一特点，再将作品代入以证明该特点；或先讲该派代表作品的共同点，进而总结出京派某些特点。如刘进才（2003）从京派多以残缺家庭为背景这一特点为基础，提出：《边城》等京派小说对残缺家庭之爱的温馨渲染，呈露出“五四文化批判型家庭小说向爱的伦理型家庭小说的转变[14]”。
3.美学视角
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是从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出发，以艺术作为主要对象，研究美、丑、崇高等审美范畴和人的审美意识、美感经验，以及美的创造、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是自然美、艺术美、社会美等概念的综合。《边城》作为一部语言优美、内涵丰富的小说，自然也受到美学领域的关注。李健吾誉之为：“一部idyllic（田园诗的，牧歌的）杰作”、“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 [15]。美学家朱光潜在《从沈从文先生的人格看他的文艺风格》一文中评价道：“谈到从文的文章风格，那也可能受到他爱好民间手工艺那种审美敏感的影响，特别在描绘细腻而深刻的方面，《翠翠》可以为例”。统计发现，近十年间从美学角度切入对《边城》进行研究的文献数目占到近20%，主要探讨了《边城》的人性美/自然美/生态美。例如，姜燕（2009）认为《边城》的环境描写体现了一种“久已不见的古典和谐美[16]”；李雪峰（2009）则从生态美学出发，对《边城》的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和社会生态分别加以评析[17]；石柏胜（2011）以接受美学的眼光探讨了《边城》的经典化演进过程，分析了《边城》名声起降沉浮的原因[18]；邱于芸（2010）则以中国文人艺术美学作为理论基石，别出心裁地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融入其中[19]。该类别下的其他文章多将《边城》看作充满象征色彩的诗化小说，在分析作品的人性美和自然美的同时，多以“现代性”的入侵作为小说悲剧成因。
4.人物分析
人物是叙事小说的必备因素，关键人物对小说的情节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边城》中，主要角色有翠翠、老船夫、傩送、天保和船总顺顺。统计结果显示，与人物分析相关的文献多集中在主角翠翠身上（共计10篇），单独讨论老船夫的文献只有1篇，剩余4篇则综合分析了小说中出现的多个角色。
研究者将翠翠的形象大致分为三类：圣母，赤子，蒙昧女性。如张丽军（2006）认为翠翠的形象具有矛盾的双重意蕴，“一方面是对翠翠的淳朴自然人性的赞美，另一方面还隐含着对翠翠蒙昧生命意识的批判[20]”。朱文斌（2005）则把《边城》看作“成长小说”，认为该书的写作是“沈从文试图通过翠翠的‘成长’和被迫‘社会化’的过程”对文化堕落的现象进行批判的结果[21]”。
5.对比分析
单独研究某一作家的某一作品时，往往会因缺少参照而难以入手，因此，不少学者选取其他作家的作品或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与目标文本进行对比分析，以便得出相应结论。
进行作品之间的对比分析时，关键是选择恰当的对比对象。所选作品间既要有所区别，又要有足够的相似性，方便展开讨论。吴投文（2011）将三部以“城”命名的小说——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以及钱钟书的《围城》——加以对比，认为这三部小说中的“城”，“基于作家主体性的差异，各自包含着丰富的象征性意蕴，又指向一个共通性的‘文化破散’主题[22]”。央泉（2007）则以“水”为媒介，对《边城》和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进行了对比解读，认为两部作品均体现了作者“向往自然的浪漫主义情怀”，表达了他们“对商业发展导致人性堕落的忧虑和批判[23]”。将《边城》与国内作品对比的文献有11篇，占该类研究的1/3，其中有两篇文献涉及沈从文本人的《长河》。另有8篇文献将《边城》与国外作品对比，其中3篇文献研究《边城》与川端康成的《雪国》。涉及的国外著作还有托马斯·哈代的《苔丝》、舍伍德·安德森的《林中之死》、古希腊戏剧《俄狄浦斯王》等。
不同的作家，或因同属一派，或因生于一代，或因巧合因缘，其思想往往具有相通之处。杨经建（2012）认为沈从文与川端康成的风格具有共同点——“忧郁”，同处东方语境的两人在写作时都透露出“挽歌意味”[24]；邹敏（2011）从生态文学的角度对比分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对沈从文和梭罗的共同影响[25]；陈非（2007）则认为贾平凹的写作风格受沈从文的影响，其早期的多部中长篇小说套用了《边城》的写作模式[26]；翟叶军（2004）论述了沈从文和汪曾祺“一冷一热、一真一善、一楚一儒”的差异，认为“看似极相近的两位作家，其风貌其实迥异[27]”。
和大多数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边城》也被搬上了荧屏。两部电影改编自该书，一为1953年出自香港导演严俊的《翠翠》，另一部则是1984年大陆导演凌子风拍摄的同名电影《边城》。该类别下的文献将原文与影视作品稍加对比，且多为后者的影评，或是在梳理中国电影史时提及《边城》，在此不作累述。
6.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本应划归审美一类，可笔者认为，《边城》属于乡土文学，且作者沈从文生于湘西，长于苗乡，书中多处涉及湘西民俗（如端午习俗、婚俗、葬俗等），应与一般文学区别对待，而且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不在少数。
文献资料显示，以民俗为研究重点的文献多认为《边城》体现了文化守成主义与现代性即保存传统文化与发展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现代文明之于地方民俗，究竟是好是坏，学者们意见不一。少数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现代文明可剔除边区文化中落后蒙昧的成分，而大部分学者，如莫付欢（2011），则认为该作表达了沈从文“对‘边城社会’的热情讴歌”、“对都市社会的严厉批判[28]”，二者的矛盾成为小说忧郁气氛的缘由，爱情悲剧也变成了“文化的悲剧[29]”，另一部分学者则仍在观望，“理想虽美，但现实残酷，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该如何处理？[30]”。
7.其他视角
除以上视角外，最近几年学者们还从其他角度对《边城》进行了研究。例如，黄新宇（2012）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了《边城》的悲剧成因，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障碍与隔阂才是造成其悲剧的深刻根源[31]”；蔡颖华（2011）从艺术价值、思想价值等角度梳理了《边城》经典化的过程[32]；关于《边城》的译介情况，张睿睿（2010）在其论文摘要中提到《边城》的“再度轰动是因为他作品的译本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33]”，但遗憾的是，该文并未对此作进一步阐释。
三、小结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学者们对《边城》的研究热情不减，成果颇丰，研究视角也已有所拓宽。但是，仔细研究后发现：国内对于《边城》的研究虽看似百花齐放，实则参差不齐，在对该作的译介研究上尤显疲弱，与该作译著颇丰的现实有悖，亟待补充和完善。具体总结如下：
（1）研究重复，旧瓶新酒。有些研究内容重复、陈旧，研究角度扎堆现象明显。以美学视角为例，个别文献虽冠以某某美学之名，然而在正文却先架空式地讨论美学，而后陷入早已为人熟识的“山美、水美、人更美”的讨论中，最后得出的结论众所周知。笔者认为，若有意引入新的理论视角，应把理论研究与文本解读有机结合起来，即：在具体的文本解读之中延伸理论，在理论研究之中深入文本解读，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不致架空。
（2）新颖视角，数目较少。近几年，关于《边城》的研究虽有振奋人心的新颖之作问世，但数目远远不够，大多数研究者仍对旧题恋恋不舍，不愿开拓新的研究方向。而且，有些新作虽乍看时让人眼前一亮，但细细看时，却发现研究结果并无新意，让人失望之余不禁想到：这样基于新理论进行的研究是否有较大意义？
（3）译著虽丰，鲜有问津。至今，《边城》已有多个译本问世，但关于《边城》的译介研究却只能在硕博论文中觅得踪迹，在期刊中则几近于无。对这样的结果，笔者在失望之余，真诚希望研究者们能将目光稍转至相关方面。至于个中原因，笔者在此简单陈述二三，望引起学界注意。首先，《边城》原著不简单。其语言虽平淡但表现力却惊人，是沈老最为人称道的代表作，传言说，沈从文凭借该作几乎稳获1988年诺文奖，而且书中文化意象丰富，要将《边城》的原汁原味传达给外国读者对译者来说无疑是相当大的挑战；此外，《边城》译者也颇有来头。举两例来说，其中之一便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杨氏夫妇名声在译坛如雷贯耳，然而，关于其译作的研究虽炙手可热，但多集中在《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长篇及《阿Q正传》等短篇，再就是《离骚》等诗集，涉及《边城》等中篇的则相对较少。另有一译者是被誉为“国外沈从文研究第一人”的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与杨氏夫妇相比，他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又另有一番天地。由此推而论之，不管是单独研究每部译作，还是进行两本译著的比较研究，都大有研究空间，值得学者们做一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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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资料为新安中学学生专题研究性学习之用。谨向作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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