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教会学校的动机与动因5基督教文化同化政策的新形态3
2022-08-04 06:34阅读：
创建教会学校的动机与动因5
——苏州教会学校研究之二
我楚狂人
三、基督教文化同化政策的新形态3
3．乾隆禁教与基督教对中国的文化渗透
清代初年，对基督教的政策基本延续明代后期的政策，容纳而利用之。顺治十三年1656年，教皇亚历山大七世下敕谕，允许中国天主教徒祭祖祭孔。这可以看作是两种文化的妥协。
但是，文化的冲突依旧日益激烈。于是，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下达禁教令。
乾隆为什么要严厉禁教？现在看起来有三个原因，其一，是有教民卷入了白莲教的反清活动，引起乾隆的警觉。二是乾隆一贯的闭关锁国思想的结果。三是某些臣子夸大其词，扩大了事态，如福建巡抚周学健。
1757年，乾隆下令严行海禁，进一步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将对西方的四口通商改为广州一口通商。此后传教士进入中国更加困难，但仍有传教士秘密进入中国内地传教。
嘉庆十年（1805年），嘉庆皇帝因川楚教乱起事，下令禁止天主教。
一场鸦片战争，我们从中可以见到宗教战争的影子。
我们今天的历史学家，在研读鸦片战争时多着眼于非法的鸦片生意，却很少着眼于非法的基督教传教活动。事实上这也是焦点。
鸦片战争爆发，传教士积极参与侵略战争。
道光二十年（1840年），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汉福会传教士郭实腊充当随军翻译和占领军定海知县。
道光二
十二年（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英方四个翻译都是传教士，他们是郭实腊、马儒翰、李太郭和麦华陀。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在法国传教士的力促下，法国政府派遣使臣拉萼尼（Théodore
de
Lagrené）率领兵船七艘、轮船一艘来到广州沿海，于1844年10月24日强迫清政府在停泊于黄埔的一艘法国兵舰上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法国除取得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全部特权外，还在第二十二款中规定法国人可在五口建造教堂，“倘有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
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法国特使拉萼尼用炮舰相威胁，坚持必须由大清皇帝正式颁布命令，对天主教驰禁。清政府被迫让步。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1846年2月20日），道光皇帝发布上谕：“天主教既系劝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迥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各省地方官如滥行查拿，即予以应得处分”。还要求“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所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准其还与该处奉教之人。”
第一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中，传教士是马前卒，他们的中国信众是带路党。而外国侵略者最大的战果恰巧是获得了大规模传教的特权，而且是欺压中国传统宗教的特权。可以这样说，是英军的大炮，轰开了传教中国的大门。所以，落后的清王朝尽管明知基督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挑战如何严厉，还是不得不一退再退。
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对基督教的文化渗透的防御失败了。
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卷入了清帝国所有的重大政治事件，目的就是要让所有中国人成为“上帝的子民”。
首先是太平天国事件。
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关系是一团乱麻。我们先根据有关学者整理的资料来看看在正统基督教徒心目中的太平天国。
众所周知，自乾隆禁教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进入了低潮，即使鸦片战争之后也起色不大。基督教徒一直在尝试进入中国，甚至不惜秘密进入中国，甚至不惜丢了性命。所以当“拜上帝教”这样的事物出现，必然会引起基督教会的极大兴趣。这里就出现了自称为洪秀全导师的美国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这样的人物。
太平天国迅速发展，基督教会寄予的希望更大了。
他们期待这个运动能帮助“福音在中国的传播”，打破清廷朝野对“洋教”明弛禁、暗排斥的桎梏。
正如当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所言，当传教士们知道那些造反者竟然是基督徒，“兴奋便无法遏制”，因为他们不免要憧憬“造反对推广福音可能的便利之处”。
1861年3月21日，艾约瑟第三次访问太平天国，按照洪仁玕的邀请去天京传教，并打算建立教堂，结果发现所谓教堂根本无影无踪，洪仁玕的邀请口惠而实不至，他本人更已成为一个多妻的拜上帝会信徒。艾约瑟和太平天国要员就洪秀全是否上帝次子、天父能否下凡在杨秀清身上和三位一体究竟是否存在等宗教要义展开激烈争论，最终，他直接上书洪秀全，递交了《上帝有形为喻无形乃实论》的文章，直接挑战拜上帝会核心教义，结果洪秀全将原文大加删改，连标题都改为《上帝圣颜惟神子得见论》，两人不欢而散。
“感情破裂”的高潮，是罗孝全的来和去。1860年10月23日，罗孝全抵达天京，并很快成为唯一在天京见过洪秀全的外国人，被封为“通事官领袖”和接天义，踌躇满志，打算在天京接收“18座大宅”开办教堂，大办传教事业。
但他很快发现，自己的教堂梦破灭了：一方面，洪秀全似乎压根就没真打算放外国人进来传教，所谓“18座大宅”，大约只能理解为“下次来玩”之类中国式客套；另一方面，那些原本划给他的教堂用宅，很快就变成了一座座官宅，因为洪秀全封的官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官邸都不够用，遑论教堂。
紧接着，他发现洪秀全的拜上帝会跟基督教实在不是一回事。外国传教士所希望的，是借助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打开一直打不开的中国传教局面，将四万万中国人基督教化；而洪秀全所寄望于“洋兄弟”的，则是让他们为自己的“神话”背书。
当传教士发现太平天国不能成为传教工具后，西方势力放弃了太平天国。但是教会的这一选择过程，无疑是清王朝的一大危机。
其次是戊戌变法。
可以这样说，正是戊戌变法，才让基督教介入了中国最高层的政治。而传教士李提摩太俨然“帝师”，其推销的“中美英日合邦”计划就是基督教在思想上到政体上完全控制中国的一次完整表述。
如果说基督教会在太平天国的问题上还是一种选择，在戊戌变法“中美英日合邦”还是寻找代理人，那么八国联军侵华期间就是赤裸裸的文化占领了。也就是这个阶段，基督教在中国才真正变得强势。
八国联军侵华是应对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的侵略行动，而义和团运动则是各地教案的激化所致。基督教会在此后的举措，对此后的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惨败，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于是各地侵略军都兴冲冲拿着抢来的战利品回国了，这里有金银财物，有文物古玩，有珍贵典籍。这些，现在都在欧洲各大博物馆公开展示着。但是，美国人不一样，他们的传教士们在中国，拿着“庚款”的一部分，兴办学校、医院，建造建堂，办慈善，成为在中国最成功的传教势力。
在这些在华事业中，创办中国至今仍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清华大学，是最著名的一件。为了更好地实现美国在华利益，美国试图以“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来控制中国的发展。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给中国，并和中国政府达成默契，以所退款发展留美教育。美国的这一举动后来被部分相关国家仿效，这就是所谓的“庚款兴学”或称“退款兴学”。游美学务处在直接选派留美生的同时，又着手筹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清华学堂学生经过8年的高强度学习，到美国后一般可进入大学三年级学习，大部分人都能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回国。清华学堂对提高中国留美学生的层次和系统引入西学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不能不承认，美国人利用部分“庚款”办的这些事业，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具有难以估量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反封建方面的思想启蒙作用不可低估。但是这些教会学校都把宗教作为最主要的课程，学校也就成了灌输基督教价值观的主渠道，所谓“普世价值观”就这样深入中国社会，特别是进入中国的精英阶层。这就是至今中国社会还是有着“亲美”、“崇美”、“恐美”的市场的深层原因。
在基督教占领中国宗教市场的争夺中，美国是最大的赢家。而创办教会学校，正是美国成为最大赢家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