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公权认为：孟子之“民贵君轻”，已含”民享“、”民有“之义。所缺失者，则”民治“而已。其说曰：
区分儒法固有一极显明而自然之标准，则“君”、“民”在思想中所占地位之轻重是也。儒家贵民，法家尊君。儒家以人民为政治之本体，法家以君主为政治之本体。。。以今语释之，儒家之政治思想皆含“民享”、“民有”之义。孟荀相较，程度有差而本质无别。至于商鞅、韩非诸人，则君民地位，完全颠倒。尊君至极，遂认人民为富强之资，其本身不复具有绝对之价值。其甚者或视民如禽兽之愚顽必待君长之鞭策而后定。（《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八章第二节。）
虽然，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国家之主体，（且）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以此衡之，则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同上，第三章第二节。）
萧氏此说，发于上世纪40年代，对孟子的诠释，其思想背景为三民主义。惟彼时日寇入侵，山河破碎，国家贫弱，无法寄希望于所阐发之中国古代思想，故又曰：“儒家之仁义礼乐，法家之尊君重国，明法饬令，道家之知白守黑，任天无为，以及一切中国固有之政理治术，均经历史之事实证明，不足以保民族之自存。。。”（同上，绪论）
——吾国今日，民族自存，已无可虞。民本之说，似待弘扬。
区分儒法固有一极显明而自然之标准，则“君”、“民”在思想中所占地位之轻重是也。儒家贵民，法家尊君。儒家以人民为政治之本体，法家以君主为政治之本体。。。以今语释之，儒家之政治思想皆含“民享”、“民有”之义。孟荀相较，程度有差而本质无别。至于商鞅、韩非诸人，则君民地位，完全颠倒。尊君至极，遂认人民为富强之资，其本身不复具有绝对之价值。其甚者或视民如禽兽之愚顽必待君长之鞭策而后定。（《中国政治思想史》，第八章第二节。）
虽然，孟子民贵之说，与近代之民权有别，未可混同。简言之，民权思想必含民享、民有、民治三观念。故人民不只为政治之目的，国家之主体，（且）必须具有自动参预国政之权利。以此衡之，则孟子贵民，不过由民享以达于民有，民治之原则与制度皆为其所未闻。（同上，第三章第二节。）
萧氏此说，发于上世纪40年代，对孟子的诠释，其思想背景为三民主义。惟彼时日寇入侵，山河破碎，国家贫弱，无法寄希望于所阐发之中国古代思想，故又曰：“儒家之仁义礼乐，法家之尊君重国，明法饬令，道家之知白守黑，任天无为，以及一切中国固有之政理治术，均经历史之事实证明，不足以保民族之自存。。。”（同上，绪论）
——吾国今日，民族自存，已无可虞。民本之说，似待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