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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葛德·林纾·周作人

2015-11-20 10:2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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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葛德·林纾·周作人


1.从哈格德到哈葛德

七月初，在旧书摊随手买下一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翻译小说《她》，胡心吾译。翻了几页，便被它的奇幻色彩所引诱：这是能从第一页就把你的心抓住的小说，看的时候，你根本不必去在意小说的文笔甚至思想，对那些浪漫得过火的描写也可以忽略，但细节是一点也不能遗漏的。无疑，这样的作品当属于通俗小说范畴，但它却像爱伦·坡、霍桑等人的通俗小说一样，里面藏着一些上好的现代小说素材，若一味以“通俗”之故而蔽之或弃之，对它们是不公平的。
《她》是一部英国作品，从文风看，它与斯蒂文森的作品颇有契合处，水准也在伯仲之间，想来作者非泛泛之辈。然后，开始留意作者的名字：哈格德？没太多印象。细看《她》的序言，得到了更多线索：

“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现实主义小说已经占据统治地位，英国文学……仍然不乏浪漫主义的汹涌潮流。这就是以斯蒂文森和哈格德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文学。
……
新浪漫主义故事文学在英国文学史上却有着独特的地位。……曾使几代英国读者如痴如迷。
……
亨利·赖德·哈格德爵士（Sir Henry Rider Haggard）1856年生……到1925年去世为止，……写了58本小说，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所罗门王的宝藏》（1885）、《阿兰·夸特
曼》（1887年）、《她》（1887年）和《阿霞或她的归来》（1905年）。”

原来，这位哈格德曾与斯蒂文森同为英国新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家。那么，他应该还有一个中国名字：哈葛德——这可是一个“古老”的译名，因为它早在一百年前就曾出现，还掀起过一股不小的“哈葛德旋风”……


2.站在“哈葛德旋风”中心的林纾

虽说林纾因“译”《茶花女》而意外闯入翻译的“桃花源”，但终其一生，他“译”得最多的却非法国而是英国文学作品，其中又以哈葛德作品居多。
如今，林纾其人及其翻译或许还是某些中学语文的嘲弄对象，从前，人们对他的评价却是三七开的。1924年10月9日，林纾在北京去世。这个消息，当年第15卷第10号的《小说月报》便在“国内文坛消息”专栏中加以报道了：

“林琴南君已于本月（十月）九日逝世了。……我们对于他的死，认为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大损失，很值得使我们悲惋的。”

1924年11月11日，郑振铎写出一篇全面评价林纾的长文《林琴南先生》，刊于《小说月报》第15卷第11号，其中曾特别带着惋惜的口气提到了林纾翻译的哈葛德作品：

“林琴南……初在北京各学堂……教书。后来偶然译了一部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得了无数人的赞颂；……以后便继续地译了不少欧洲各国的作品……。他的后来的生活，即以译书售稿为供稿。……他自己说，他每天工作四小时，每小时可译千五百言，往往口译者尚未说完，他的译文已写完成。……他不懂原文，这是他最吃亏的地方；大约他译文的大部分的错误，都要归咎到口译者的身上。
……林琴南先生的翻译，据我所知道的，……成书的共有156种；其中有132种是已经出版的，……尚有14种则为原稿，还存在商务印书馆未付印。也许他的翻译不止于此，但这个数目却是我现在所能搜找得到的了。在这156种的翻译中，最多者为英国作家的作品，共得93种，其次为法国，共得25种，再次为美国，共得19种，……。这些翻译大多数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就这些作品的原作者而论，则较著名者有莎士比亚……史的蒂生……哈葛德……等。在这些作家中，其作品被林先生译得最多者为哈葛德，共有《迦茵小传》，《鬼山狼侠传》，《红礁画桨录》，《烟火马》等二十种。……这些作品，除了科南道尔与哈葛德二人的之外，其他都是很重要的，不朽的名著。
……我们见了这个统计之后，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156种的作品中，仅有六七十种是最著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27种……）……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这大概不能十分归咎于林先生，因为他是不懂得任何外国文学的，选择原本之权全操纵于与他合作的口译者之身上，……如果口译者没有什么知识呢，他所选择的书便为第二三流的毫无价值的书了。林先生吃了他们的亏不浅，他的一大半的宝贵的劳力是被他们所虚耗了，这实在是一件很可惋惜的事！……”
（录自《小说月报》第15卷第11号，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

在杨义等主笔《中国新文学图志》上册P36，也特别提到了几种林译哈葛德小说：

“在林纾……已出版的163种译作（另有18种未刊印）中，英国作品占一百种。其中哈葛德的23种（，）居第一位，远远超过了居第二个数量档次的科南道尔7种，莎士比亚、狄更斯各5种，以及俄国托尔斯泰10种和法国小仲马5种。这说明1905年他翻译哈葛德的《迦茵小传》、《埃及金塔剖尸记》、《英孝子火山报仇录》、《鬼山狼侠传》、《斐洲烟水愁城录》和《玉雪留痕》，为商务印书馆承包出版之后，以外国货色转换为中国货币的意识开始左右着他，因而那些冒险、侦探和言情的作品也就成批出笼了。”

从这两段新旧文字看，郑振铎当年统计的数字似嫌不够，如《林琴南先生》一文称林译哈葛德作品有20种，到了《中国新文学图志》这里，却增至23种。其余的统计数字，前者也往往比后者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后人有可能比前人得到更多的新材料。
不过，《中国新文学图志》称林译法国作品仅有“法国小仲马5种”，郑振铎却认为共25种，两种统计相差实在悬殊。而且，就算另外的20种统统不是“法国货”，“其中哈葛德的……”一句也存在着逻辑错误。由上句看，“其中”一词的意思，似指的是“林译英国作品中”，后面又用林译科南道尔等三位英国作家的作品数与林译哈葛德作品数相比，比较的结果，23>7，5，故认定后三种林译英国作品的译作总数（按作者归类）都比林译哈葛德作品少，“居第二个数量档次”——到这里为止，逻辑还是不错的。可是，在句子的后半，跟在“以及”后面的却是“俄国托尔斯泰”等，这又超出“英国作品”的范畴了，怎么好放在一起比较呢？如果说，所谓“居第二个数量档次”，指的是对任何一国作者的译作总数，那么位“居第二个数量档次”首位的就该是托尔斯泰，而非科南道尔。
因此，就算不谈原文“23种”后面那个被刊落的逗号，对这个句子也要特别地提一提，更想在此第N次地说明：《中国新文学图志》荟萃大量“老资料”为一书，便宜穷人的做法值得称道，但如此马虎荟萃，穷人就算受了惠，想想附加的苦楚，心里却不是滋味。不要再这样编文学史吧。

再给《中国新文学图志》中的这段文字挑一个错。照字面理解，“已出版的163种译作（另有18种未刊印）”，应即163＋18，共181种，比郑振铎所言的156种要多。可是，郑振铎的那篇文章是在林纾去世仅一月后赶写出的，所耗时间短，不及详细调查，文中又特别注明“这个数目却是我现在所能搜找得到的了”，故郑笔下的156种不能算少，由此亦可见其认真的学者态度。同理，《中国新文学图志》中所言的163种林纾译作也不能嫌多，由此亦可见该书编写的草率程度。在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的“林译小说丛书”中，其“出版说明”已经明确地指出：

“林纾……译作有184种之多（包括几种非小说），其中世界文学名著有40种左右。”

为什么，这个数字又被《中国新文学图志》减去三种，有什么根据吗？

另外，《中国新文学图志》中对林纾所下的这些断语也嫌武断。林纾大量翻译哈葛德作品，乃至有人肯包销，怎么就说明“以外国货色转换为中国货币的意识开始左右着他，因而那些冒险、侦探和言情的作品也就成批出笼了”呢？
林纾的这种“转换”意识根本没有错，冒险类等通俗作品“成批出笼”，也非林纾个人的错，甚至根本不能算是错：如果在在都是阳春白雪，不是太单调乏味吗，到那时候，它们与下里巴人又有何区别？
不可否认，为了生计，林纾曾赶制出许多粗制滥造的通俗小说译作，但他所译的哈葛德作品并非都是垃圾，连郑振铎也认为林译“哈葛德及科南道尔二人”作品属于“第二等的小说”，在“最著名的”之列，与其余“第二三流的作品”不同。而这些“第二等的小说”的“成批出笼”，则说明它们迎合了当时的民众，“出笼”乃民众阅读取向使然，与林纾自身“转换为中国货币的意识”关系不大，“与他合作的口译者”倒很有关系。所以，郑振铎才要为林纾感到“惋惜”。不然，林纾就是再想把“外国货色转换为中国货币”，也做不到。因此，一味把“转换为中国货币的意识”加到林纾头上，是不公平的。
修文学史，应该透过表象作纵向分析，不该凭个人的局部观察骤下断语。具体到林译哈葛德作品畅销的问题，我们应该分析的不是林纾自身的“货币”意识（虽然不可完全否认，因为这种意识是人类共有的），而是这些译作掀起的“哈葛德旋风”是否有价值，对新文学是否产生过深远影响。

3.林纾等第一代翻译家对周作人等第二代翻译家的影响

刘树森先生在《再说百年前的译者》一文中说道：
“继林纾红红火火地开始其翻译生涯之后，从事外国文学翻译的主干译者还包括以下三种人。一是以鲁迅、周作人、胡适为代表的海外留学生以及留学后回国的知识分子；二是以包天笑、周瘦鹃、程小青为代表的通俗小说作家和报刊编缉，三是正在或者曾在国外任职的外交人员，如王寿昌和铁英生等。译者的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自不同的翻译宗旨、翻译特征和翻译质量。”（录自《译林书评》1999年第2期）

林纾等人，属于中国第一代翻译家，开路之功均不可没。其中，使鲁迅兄弟等第二代翻译家获益最多的是林译。钱理群著《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说：

说起来，在清末思想界的先驱者中，周作人最早接触的，还是林纾。在……辛丑（1902年）12月13日，周作人日记中就透露了这一信息：“正午大哥来，带来书四部。下午，……看《包探案》、《长生术》，……夜看《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是周作人接触林琴南与西方文学的开端。鲁迅……曾说：在最初阶段，“我们曾在梁启超所办的《时务报》上，看见了《福尔摩斯包探案》的变幻，……后来林琴南大译英国哈葛德的小说了，我们又看见了伦敦小姐之缠绵与菲洲野蛮之古怪。”这说明，最初翻译介绍与阅读西方文学时，人们注意的中心还是……异国趣味。这样的时代文学选择兴趣，对周作人开始文学活动的方向的确定，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更重要的是，周作人……是在1904年末、1905年初革命情绪低落，转向“游戏人生”的时刻从事译述的。这样，周作人的文学活动从一开始就带着浓重的个人趣味的色彩；至于以后走上“文学救国”的道路，是到了日本以后，更多地受了鲁迅影响的结果。（P107）

辛丑12月13日，公历为1902年1月22日。《周作人传》中所引的这则日记，部分见于止庵编《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的《旧日记里的鲁迅》部分，但文字有些不同，仅首句近似，然一为“正午”，一为“上午”，不知孰是：

“十三日：阴。上午大哥来，带来书四部。……下午大哥回去。”这四部书据下文所记系有光纸铅印的《包探案》及《长生术》，前者即柯南达利所著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在中国是第一次翻译；后者系哈葛得所著蛮荒小说之一，原无作者名字，这是后来才醒悟出来的。其三《巴黎茶花女遗事》，为林琴南译本，那时只署名冷红生。”（P348，辛丑四）

这里所言的“哈葛得”，不知是否“哈葛德”的刊误。《包探案》、《长生术》，也不知是否一定为林纾译本，但福尔摩斯、哈葛德小说，林纾总是译过的；末一种则确是林译本。
因此，可见周作人早在1902年便受到了林译本的影响。从此，到1906年去日本求学前，周作人共用文言译述了六部小说：

1.《玉虫缘》，原名《山羊图》，1905年5月翔鸾社出版单行本，署名碧萝女士
2.《侠女奴》，1905年6月小说林社出版单行本，署名萍云女士
3.《荒矶》，载《女子世界》第2年第3号（1905年），署名萍
4.《天戮儿》，载《女子世界》第2年第4、5合刊号（1905年），署名黑石
5.《女猎人》，载《女子世界》第2年第1号（1905年4月），署名会稽萍云女士
6.《孤儿记》，小说林社1906年6月出版单行本


以上六种，前四种为译文。《玉虫缘》为著名的爱伦·坡小说《金甲虫》，《侠女奴》为《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美名”，原文来自周作人“从日本得来的一本《天方夜谈》”，《荒矶》乃《福尔摩斯全集》之一篇，《天戮儿》是雨果作品，这三位小说家的作品，林纾都曾先后译过。
《女猎人》则属于“译述”，译作成分均有，《周作人年谱》认为是“参照英国星德夫人著《南方搏狮记》而写成”，钱理群《周作人传》P110进一步认为：

“《女腊人》……是‘译述’，……参照英国生德夫人《南方搏狮记》写成，选择南非作背景，这自然是前述林译哈葛德蛮荒小说的影响。”

究竟是“星德”还是“生德”，我可以不管，但将英勇的女猎人印成“女腊人”总是不能不在意的。更不可原谅的是，“女腊人”在《周作人传》中出现了四次，另外却还有一次“女猎人”——既如此，何不服从少数？

另，《周作人年谱》称雨果为“英国作家”，不知何据。

《孤儿记》乃据雨果作品“半做半偷”来的，它的创作，却非受林译本的影响：

“那时苏子谷在上海报上译登《惨世界》，梁任公又在《新小说》上常讲起‘嚣俄’，我就成了嚣俄的崇拜者，……1906年……忽然发心想作小说，定名曰《孤儿记》……”《雨天的书·学校生活的一叶》

对这段经历，钱理群《周作人传》有一句极为精彩的总结：

“由模仿哈葛德的蛮荒小说到转向崇拜雨果，这本身就是表示着周作人这一代人对于西方文学及西方文化理解上的逐渐深入。”

如果没有林纾等人的译作开路，周作人等第二代翻译家对西方文化的理解能深入得这么快吗？虽然林纾等也属无心插柳，但“举烛”之功，总不可没。
具体到周作人这里，他对外国文学的热情，最早就是由林纾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和哈葛德小说所激发的，所以，他对哈葛德作品总是怀着一种好感。据《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上》，1907年，单单因为《红星佚史》的一个作者是哈葛德的缘故，虽然故事“并不见得怎么有趣味”，身在日本的周作人还是亲自动译出（一部据荷马史诗改编的故事，诗歌部分乃周作人口述，鲁迅笔录），投递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在当年11月出版：

“我译《红星佚史》，因为一个著者是哈葛德，而其他一个又是安特路郎的缘故。当时看小说的影响，……更佩服林琴南的古文所翻译的作品。……哈葛德的《鬼山狼侠传》，却是很有趣味，直到后来也没有忘记。”（《知堂回想录·翻译小说上》P163，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在1951年的《亦报》上，周作人又一次回忆起林译哈葛德作品，用一句“都还精致”表达它对这些作品的喜爱之情：

“我知道英国哈葛德的小说，由于林琴南的译书，大概可以分作两类，其一是神怪荒诞的，如《埃及金塔剖尸记》与《鬼山狼侠传》，其二是言情的，《伽因小传》之外还有《玉雪留痕》、《橡湖仙影》等，属于早期译品，都还精致。”（《伽因小传》，1951年3月11日刊《亦报》，收于陈子善等编河北人民版《饭后随笔》上册P475）

这里的“伽因”印得也不知对不对。

以上种种，不是都能说明林纾等第一代翻译家对周作人等第二代翻译家的影响吗？所以，在林纾去世后不久，郑振铎要在那篇《林琴南先生》中表达他们集体对林纾的敬意，周作人也在1924年12月1日的《语丝》第3期刊发了一篇《林琴南与罗振玉》，充满感情地表达了他个人对林纾的敬意：

“但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功绩是不可泯灭的。……他介绍外国文学，虽然用了班马的古文，其努力与成绩绝不在任何人之下。……老实说，我们几乎都因了林译才知道外国有小说，引起一点对于外国文学的兴味，我个人还曾经很模仿过他的译文。他所译的百馀种小说中当然玉石混淆，有许多是无价值的作品，但世界名著也著实不少……。‘文学革命’以后，人人都有了骂林先生的权利，但有没有人像他那样的尽力于介绍外国文学，译过几本世界的名著？中国现在连人力车夫都说英文，专门的英语家也是车载斗量，在社会上出尽风头，——但是英国文学的杰作呢？……我们回想头脑陈旧，文笔古怪，又是不懂原文的林先生，在过去二十几年中竟译出了好好丑丑这百馀种小说，回头一看我们趾高气扬而懒惰的青年，真正惭愧煞人。林先生不懂什么文学和主义，只是他这种忠于他的工作的精神，终是我们的师，这个我不惜承认，虽然有时也有爱真理过于爱吾师的时候。”（《周作人集外文》上，P624）

至于鲁迅，显然也受到过林纾的影响，不然当然就不会把林译本带给周作人看。在鲁迅1932年12月30日所作《祝中俄文字之交》一文中（收入《南腔北调集》），曾专门谈到林纾翻译的哈葛德小说，前引钱理群《周作人传》中已经提到一些，这里再抄一点：

“包探、冒险家，英国姑娘，菲洲野蛮的故事，是只能当醉饱之后，在发胀的身体上搔痒痒的，然而我们的一部分青年却已经觉得压迫，只有痛楚，他要挣扎……
那时就看见了俄国文学。”

如果没有“菲洲野蛮的故事”等作铺垫，“俄国文学”也不会借势而入，何况，《巴黎茶花女遗事》这样的作品，又非一般的野蛮故事可比，因此，很难说鲁迅心中对林纾没有过丝毫敬意。


4.林纾二三事

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对林纾其人做了一些介绍：

林琴南……自己说：“家贫而貌寝，且木强多愁”，这是实在的，他性质之刚强善怒，差不多稍亲近他的人都知道的。有许多人，颇因此与他疏离。但……当他们有危急，有需求时，他却不惜奔走营求……。

他的晚年的生活，除了译书外，并靠卖画为生。有人说他的画较他的古文为好。他当七十岁的高龄时，还是一天站立在画桌前六七个小时，不停不息的作画。他实在是一个最劳苦的自食其力的人。他的朋友及后辈，显贵者极多，但他却绝不去作做什么不劳而获的事……。在这一点上，他实可算是最可令人佩服的清介之学者。这种人现在是极不易见到的。

由此可见，林纾虽有他的迂处，但为人够朋友，做事认真，又不肯巴结权贵——这样的人，到现在也还是“极不易见到的”。

《中国新文学图志》上册里还提到了一点林纾轶事：

又如陈衍所说：“琴南最恼人家恭维他的翻译和画。我送他一幅寿联，称赞他的画，碰了他一个钉子。康长素送他一首诗，捧他的翻译，也惹他发脾气。”（参看钱钟书：《林纾的翻译》）人在历史面前往往不能自知，看不清自己与历史的真正缘分。

应该是“钱锺书”，不是“钱钟书”。

虽然林纾类似认为自己的围棋术好过武术的木桑道人，但因此而称他“人在历史面前往往不能自知”，也太过分了些，这句话是为了贬低而贬低，实在没什么意思。
钱锺书的《林纾的翻译》，大概与林纾译作总目收在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林译小说丛书”的最后一册，我没有买到，不然应该能抄出更多的林纾趣事来。
在第15卷第11号《小说月报》中，能看到林纾的手迹与绘画，感觉他的画的确不坏，难怪他可以“靠卖画为生”。可是，纵然卖文又卖画，林纾晚年的生活恐怕也是窘迫的，我从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的《文学周报》第一册中，看到一份林纾自撰的卖画广告，似乎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1921年6月10日出版的第4号、6月20日出版的第5号《文学旬刊》一、四版中缝中，能看到一则题为《畏庐更定润格》的广告（原文无标点）：

“八尺堂幅四十八元，六尺堂幅三十四元……三尺堂幅二十元，二尺堂幅十六元……斗方及纨折扇均五元，折扇大者加二元……限期不画，磨墨费另加一成。
亲旧孤孀待哺多，山人无计奈他何？不增画润分河润，坐听饥寒作甚么！
畏庐启”

末尾的这四句诗（原无断句），读来令人心酸。可是，即便濒临“坐听饥寒”的地步，林纾还是维持着名人派头，“限期不画”，又未免有点可笑了。
在《文学旬刊》第12号（8月30日）、15号（10月1日）、16号（10月11日）的一、四版中缝，第13号（9月10日）、17号（10月21日）的二、三版中缝，广告的标题改为《林畏庐更定润格》，正文不变，但在“磨墨费另加一成”后添了一句：

“件交北京永光待街林宅。”

那一年的报纸上，再翻不到林纾的广告了。在1922年第27期《文学旬刊》（2月1日）的二、三版中缝看到这样一条大广告：

“自下月份起，本栏装订成册，按月发行，刊登长期广告最有效力，……惟惠刊者以有关于学术文化之书籍杂志文具等为限，其余恕不照登。”

以后，直到林纾1924年10月9日在北京去世，《文学旬刊》一律“恕不照登”林纾卖画广告，所刊载的基本都是书刊广告，但也有两则药品广告，看来编辑们没有完全按规定办事，或许，对方给的广告费很可观吧。


5.林纾所译哈葛德作品目录

按《中国新文学图书》的说法，林纾所译哈葛德作品共23部，如果手头有商务版“林译小说丛书”的最后一册，大约能查全它们的名目。如今，只能根据上海译文网整理出18部林纾译哈葛德小说目录（其中的明显错字已经改正）：

1.《埃斯兰情侠传》，林纾、魏易合译，1904年广智书局出版
2.《迦茵小传》，林纾，魏易合译
3.《埃及金塔剖尸记》，林纾、曾宗巩合译，收入《说部丛书》第2集第7编；
4.《英孝子火山报仇录》，林纾、魏易合译，收入《说部丛书》第2集第10编；
5.《鬼山狼侠传》，林纾、曾宗巩合译，收入《说部丛书》第3集第2编；
6.《斐洲烟水愁城录》，林纾、曾宗巩合译，收入《说部丛书》第3集第6编；
（以上五部为商务印书馆1905年出版）
7.《蛮荒志异》，林纾、曾宗巩合译，收入《说部丛书》第4集第8编；
8.《红礁画桨录》，林纾、魏易合译，收入《说部丛书》第5集第5编；
9.《雾中人》，林纾、曾宗巩合译，收入《说部丛书》第6集第6编；
10.《橡湖仙影》，林纾、魏易合译，收入《说部丛书》第6集第8编；
（以上四部为商务印书馆1906年出版）
11.《钟乳骷髅》，林纾、曾宗巩合译，商务印书馆1908年出版
12.《玑司刺虎记》，林纾、陈家麟合译，商务印书馆1909年出版
13.《双雄较剑录》，林纾、陈家麟合译，商务印书馆1910年出版
14.《三千年艳尸记》，林纾、曾宗巩合译
15.《古鬼遗金记》，林纾、陈家麟译，广益书局1912年出版
16.《铁匣头颅》，林纾、陈家麟合译，商务印书馆1919年出版
17.《金梭神女再生缘》，林纾、陈家麟合译，商务印书馆1920年出版
18.《炸鬼记》，林纾、陈家麟合译，商务印书馆1921年出版

加上郑振铎、周作人提到的《烟火马》、《玉雪留痕》，共20种。

这个网站还提供了两部别人翻译的哈格德小说书目：

1903年，文明书局出版哈葛德著《迦茵小传》，幡溪子(杨紫)、天笑生译。
1905年，小说林社出版……哈葛德著《爱河湖》，奚若等译

这里所言的“天笑生”，应是包天笑，杨紫是谁，却不清楚。难道，最早翻译哈葛德小说的人是包天笑？按理说，包天笑应该比林纾晚出才对呀。还有人说最早翻译福尔摩斯的也是包天笑，不知是真是假。我能确定的是，最早翻译福尔摩斯全集的人中大概有包天笑一个，《爱的教育》是包天笑最早翻译的。不管怎样，哈葛德小说的主要“译者”是林纾，这是无疑的。

以上这20种林译本中，哪一部像四川人民版的《她》？从书名猜，会不会就是《金梭神女再生缘》呢？


6.寂寞的哈葛德

如同林纾一样，这位曾与斯蒂文森齐名的英国新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哈葛德在中国的风光也早已不在。在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中，对他连一句介绍都没有；在王佐良等主编《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初版，97年2印）第五章中，他被改名为哈格德，介绍也仅有一句：

“到了十九世纪末，赖德·哈格德写的冒险加爱情的传奇小说（《所罗门王的矿山》，1885；《她》，1887）十分流行，连中国都有林纾的译本……。”（P227）

我觉得，哈代等的现实主义小说，看得人厌烦；大仲马等的通俗小说，如《基督山伯爵》等，故事情节是好的，阅读全文却实在是一种熬煎，不如去看小人书。斯蒂文森、哈格德等的通俗作品却游离在两者之间，情节生动，想象力丰富，调子不疾不徐，篇幅恰到好处，正是我比较喜欢的。
如果说，在二十世纪初，英国甚至全世界的通俗作品有与严肃作品抗衡的表现；那么，等到二十世纪后半叶，通俗作品与严肃作品之间的界限却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如今，通俗小说严肃化，严肃小说通俗化似乎已经成了世界文学创作的主流（不包括国内当代作家，因为我对他们的小说丝毫也不熟悉）。如果英国的斯蒂文森、哈格德，美国的爱伦·坡、霍桑等作家没有给我们留下那么多丰富的素材与想像空间，很多欧美现代作家在创作时或许就会感到茫然。
对中国小说作者来说，大量的唐宋传奇与志怪，甚至《左传》等史书，都可以当作上好的创作题材及源泉，如能适当加以改造、点化，赋予其新的灵魂，再与斯蒂文森、爱伦·坡等人的作品融会贯通，未必不能创作出具有东方特色的熔通俗与严肃为一体的小说来。美国的厄休拉·勒奎恩能写出《黑暗的左手》，巴西的科埃略能写出《炼金术士》，我们是不是也能写出具有“世界特色”的小说呢？或许，我们已经写出来了，但我却没有注意。

另，《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中提到的《所罗门王的矿山》，应即《所罗门王的宝藏》，上海译文社1997年似乎印过，但一晃就不见了，也许是记忆有误吧。

23:26 04-8-6肖毛

P.S.

我从《文学旬刊》中抄来的林纾广告中，有这样一句诗：“不增画润分河润”，还有这样一句提示：“件交北京永光待街林宅”。抄的时候，我也觉得有些奇怪，但仔细核对过影印的报纸，感觉没有抄错字。所以，此文发出后，网友ele兄问我“河润”是否为“何润”，“永光待”是否为“永光寺”时，我只能回答说原报如此。当时，我还曾想，如果翻翻郑逸梅的书，大约能找到答案，可我对民国掌故不甚感兴趣，没买此书，故只能转转念而已。今晚，发现ele兄已经为我从郑书中查到并录入出来，真是十分感谢。林纾谋生也很不易，《文学旬刊》竟然将一直这则广告的关键部分“永光寺街”错印成“永光待街”，实在有些不能原谅。万一当时真有人去“永光待街”联系买画事宜，不是会扑空吗？想不到，八十多年前的刊误，竟然现在才被揭露，拖得真是够久了。不过，若无ele兄的帮忙，这些错误还无人知晓呢。
下面是ele兄录入的郑逸梅原文：

林琴南卖画
故小说泰斗林琴南兼擅丹青，山水得宋元人遗意。当其寓居北平时，小说也，寿文墓志也，大小画件也，以求之者多，所入甚丰。某巨公因称其寓为造币厂，实则悉以所获周恤族人，至死无一瓦之覆，一垄之植也……
偶检敝笥，犹存有民国十年林之更定润格一纸，如五尺堂幅二十八元……手卷点景均面议。限期不画，磨墨费加一成。件交北京永光寺街林宅。后附一诗：亲旧孤孀待哺多，山人无计奈他何。不增画润分何润，坐听饥寒作甚么。仁慈恻隐，于此可见一斑。
（《珍闻与雅玩》P336，北京出版社1998年10月版）

郑逸梅原文中所言的“五尺堂幅二十八元”，《文学旬刊》的广告中也有，我只是没有抄出而已；“何润”与“永光寺”，想来不是郑先生或者该书的编者所改，一定另有所本。可以想像，林纾既然能把广告登到上海的《时事新报》上（《文学旬刊》乃其副刊之一，后来才独立出来），也能登到上海的别家报纸上，北京本地的报纸，自然也会有这些广告，故郑先生所言的“更定润格一纸”，指的当是别家报纸的林纾广告，或者林纾广告的某种“小型张”吧：）阅毕《林琴南卖画》一文，更要为林纾晚年扼腕了。

22:56 04-8-7肖毛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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