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水
汪曾祺于我，是极亲切的，临睡前随手拿起翻几页的那种，可能是因为地域，他是我的广义老乡，江苏人——地域带来的亲切感，细化起来其实是：生活习惯的熟稔，汪老小说里的人物烫一碗干丝、切一盘洋花萝卜时，我的桌上也许正好有一盘，生活与小说轻快地握手互文了；景观的熟悉，他笔下的四时风物，花开日，叶落季，以及他在冬日里为家里女眷折一枝腊梅，在墨瓦白墙的老房子里，庭院深深的幽暗北书屋里，随祖父临帖念古文，夏日香得痛快爽利的栀子花，秋日滩涂上白茫茫的芦花，冬天的湿冷中，穿上热棉袄的欢快，秋天傍晚放学后，捡拾梧桐子的欣喜，种种四季相乐的季候感，和我的日常眼见，也接近。他似乎就是一个和我隔窗相望的人。
也许是因为散文化——江苏江苏，两个字里，一个有水，一个有草木，汪老给我的感觉，就是春草萋萋，水雾泱泱中的一条河。扬镇地处苏北，它有水气，所以汪老说他写不出高山仰止的文章，这种水气，换算成文学化语言，应该就是散文化，我喜欢的小说家，都是散文化的，又比如契诃夫。
散文化小说，没有道德文章的铿锵说教，没有历史散文那种大散文的宏大时空感，没有诗的浓缩精巧，没有爱情小说的情绪浓度，没有推理作品的解谜快感，它只是一条流经你窗下的河流。这条河，平淡但并不乏味——汪曾经在京剧团工作多年，而契诃夫从小就是戏剧迷，除了小说外还写了很多剧本，这种戏剧写
作训练，对文字体量不大的短篇来说，可以提升其制造戏剧化张力、精炼对话、情节转场的能力，弥补了散文化的技术短板，让这条河流有了生动的曲度。
水不与万物争，也不试图说服谁，它“信任这个世界，就像信任一朵雏菊”，它只是“看见”，汪以小说家之眼，看见陶虎臣做生意破产，家里穷的喝不上粥，二十块卖了女儿给个连长，打得遍体鳞伤，还过了一身脏病回家，这条河也看见《黄油烙饼》里的奶奶被活活饿死，干部们照样吃着黄油饼，它也看见《异秉》中药店的那个童工，一个寡妇的儿子，为将来能养妈妈来做学徒，只是打翻了一盆药，被打到眼睛肿得睁不开。而这些，是不被大历史“看见”的芥末小人物。
这“看见”，本身就是一种情感。
河流携带着它途经的悲喜，依依的惆怅，奔向明亮可期的远方，它既看见“世上苦人多”，也喜见“眼前生意满”，就好比，无论多么哀伤曲折的故事，汪老也常常给予它一个未来可期的光明结尾，《大淖纪事》里，被军痞糟蹋了的巧云，以及坚持爱情被打伤的十一子，历经沧桑后，还是在一起了，“从此，巧云就和邻居的姑娘媳妇在一起，挑着紫红的桲荠、碧绿的菱角、雪白的连枝藕，风摆柳似地传街过市，发髻的一侧插着大红花。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长睫毛忽闪忽闪的。但是眼神显得更深沉，更坚定了。她从一个大姑娘变成了一个能干的小媳妇。十一子的伤会好么？会。当然会！”。河流偶也有愤慨，那是飓风中的悲鸣，比如《天鹅之死》。
在写作技法中，白描最接近于“看见”这个动作，而上乘的白描，是大功夫——很多人写汪，一写就得摘他的原文。他的文字看起来句句都是白话，口语化，但是神来之笔。美在无法模仿的意境，气韵，像水墨写意，也实，也虚，有时，它们简直是睁着眼睛的梦境。有次他写木香，他说是记得有两排木香长在老家运河两岸，搭枝成头顶的花棚，再回去问，老家人都说没有——恍如梦境，这不就是桃源记嘛。
春来看到二月兰、小碎米荠时，会蹲下去看半天，紫意弥漫又再平民不过的草芥美感，我会记起汪曾祺写“穷家过年，也要有点颜色。有些人家用大萝卜一个，削去尾，挖去肉，空格内种蒜，铁丝为箍，以线挂在朝阳窗下，蒜叶碧绿，萝卜丝通红，萝卜缨翻卷上来，也颇悦目。”。这几句白描,一定要读出来，全是近口语的大白话，但韵律、视觉美感、表意抒怀的功能性，全都在了。简直是语言制成的璎珞，大珠小珠，清脆作响，活泼流丽，无一字衔接赘语，而玉本是石，最美的语言是天然而成。
散文中，有一种美文，是用杂文的文字密度来行文的，布满了意象铺陈和绮丽的比喻，这种文章骨骼坚硬，有赋的美感，但是读着很累，适口度差，有种为美而美的吃力，像健美运动员一身小老鼠似的腱子肉，美的背后是成摞的杠铃和大堆蛋白粉。这是美，但不是散文的美感，散文是在街上遇到一个姑娘，美目巧笑、鲜丽欲滴，又顺应天然、自然而然，完全看不出强加施力。
二 静流
他是水，却不是激越暴烈的瀑布，或蜗居一处的死水，而是静水流深的河。他自小离家，四处求索，却不失静意，这是自小的训练。他说他祖父有一进老宅子，朝北，荫蔽，平日少人去，他自小就喜欢在里面看书练字。一向低调行文的老汪提及此事，也有点自得“看来我从小就有点隐逸之气了”。后来他被下放到张家口农场，和三十几个产业工人同住，在山西梆子的震耳杂音中，照样写小说，只当是自我修炼。
“习静”确实也是道家的自修功夫，中国人历来觉得“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一个心浮气躁的人，啥事也做不成。中国的隐士也有两种，有一种是终身的，另外一种是阶段性的，是通过习静的训练，让自己沉稳明澈，本心立现。有一天我发现，我喜欢的作家，很多都是大隐隐于市。他们的写作路数，其实一言以概之，就是那句宋儒的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换算成西方术语就是“自然主义作家”。惟其心静，方能明澈如镜，方能渊流深沉，方能映照和悲悯万物。
关于河流，我见过写的最好的格雷厄姆的《柳林风声》，鼹鼠对河鼠说：“这是‘一条河’”，河鼠立刻纠正了他的说法：“是这！条！河！”“你真的住在河边么？”“我住在河边，河里，河外，河上，它是我的兄弟和姐妹，婶婶和姑姑，食物和饮料，是我的洗衣池和游泳馆，是我的一切”。汪老很早就离开家，去西南联大求学，然后又北上工作，和家乡的亲姐姐都几十年未见，但是故乡的河流，是“这条河！”而不是“一条河”，一直缓缓流淌在他的血脉里，沿途停在了“王二”、“岁寒三友”、“小英子”的水泊边。
水有其柔软的自由，淡泊中的坚持，它只能顺着心性流淌。汪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常常不上课，成天泡图书馆和茶馆，眼观八方，阅尽杂书，他不是死读书的学生，只凭几分灵气应对考试，但水只能随心流转，至于不喜欢的数学、英语，他都不愿意上心，以至于不能按时毕业，多留了一年。我想，正是这不能因时而改的性格，才让他在近代中国的诸多变革中，保持了完整的自我。
他笔下的人物，也是自由随心的。小嬢嬢、章云芳、巧云都是勇敢追求爱情，大胆享受身体的女性，有健康明朗的肉体态度，完全不受封建礼教的约束。破了身子的巧云，没去寻死上吊，倒是大大方方地找十一子鱼水欢爱去了，在他被打伤之后，勇敢地承担着爱的责任，养家糊口。不拘于狭隘的贞操观，顺应本能地舒展开爱的枝叶，她不识字，更不是啥子情感专家和理论精英，可是她本能地懂得自爱与爱人，她追随的是本心。
汪是难得的，能同时胜任多种文体的作家，作家的表达幅宽不同，有的是窄幅，只能从事单一文体，有的是广幅，在这些多工种作家之中，能同时写小说和散文的较多，但能同时写杂文和小说的少一些，可能因为散文和小说都是用形象思维，而杂文不重感受和文采，更多的是靠论理和思辨吧，但是汪曾祺不但是散文和小说圣手，甚至连他谈文学的晩翠文谈，也写得有滋有味——众所周知，杂文常常理过于辞，淡乎寡味。但汪曾祺的文谈，走的也还是直觉化的路数，并不是西方式的文本结构，标本解剖式的精确刀法，它仍然有水的灵动。
说说汪老的语言，也如水。水包容万物，汪老少时成长于苏北，求学于西南，又在北京京剧团写剧本，他在写食时，常常说人要口味宽泛些，什么没吃过的都要尝试下，对语言，他也是抱着海纳百川的好奇心，听到一个有趣的词，他会追根问底地探寻，汪见到王安忆，告诉她要学习北方方言，看后者的发言稿里有“聒噪”这个词，就问她哪里来的，后来王想起是《约翰·克里斯多夫》，汪说是嘛是傅雷啊，他对语言很讲究的。汪老的一些句子，能读出苏北话、京腔，人物对话里，有戏曲唱白的余韵，也有京骂，他的小说语言也是贴着人物长的，长出南腔北调——各种语言的支流养分，汇聚在汪老脑子里川流入河，最后涓涓成文。
三
光
说说汪曾祺语言的抗污染力。他和张爱玲是同年生人，但是创作上隔了不止一代，一个是早早出名，一个是晚来结果，难得的是，他没有被磨损。在文革之后，很多老作家、学者依旧在写作，但伤害已不可逆，不仅是身体和尊严受损，更可怕是精神留痕——他们的文字都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字里行间有种创伤后遗症式的瑟缩，有明显的意识形态碾压痕迹，像是写报告检查写太多留下的印痕——灾难过去了，但阴影恒在。
但汪老是个例外。他似乎躲过了那些，像水流绕过了礁石，依然是一种无创式的写作。无论是健康明丽的两性爱欲，还是两小无猜的爱之萌芽，仍然是天地初开时的萌发新鲜。小英子留在泥地上的那行脚印，激起了明海心中的涟漪，也在读者心中荡开，这是《诗经》中就有的那种洁净晨光式的爱，是人类情感的清晨。
读《平如美棠》时，九十岁的饶平如老先生，让我唏嘘不已。一百（多）年的中国，在老先生的家史中浮现。战争和流离是主调，老百姓身如浮萍。平如和美棠的美好，只在生命两端，少年时携手吃面啃玉米，老来一个看稿，一个教孙女唱儿歌，一起剥毛豆，心里只觉得安宁快乐。这“今日相乐”的底子是什么呢？是往昔二十一年的误判冤曲，夫妻分居、骨肉离散，平如只有一件列宁装，补丁摞补丁，晚上当被子，美棠去扛二十斤的水泥包，从孩子口中，给平如省下半斤糖块，她最焦虑的是凛冬将至，而她买不起一件给孩子御寒的冬衣。
这二十一年不堪回首的劳教岁月，饶老爷爷却是兴致勃勃地画了一张又一张的图，来图解他当年挖土方时用的工具，汪老把下方务农时在果园的工作经验写成文，《葡萄月令》里，那葡萄像儿童一样活泼生长，欣欣可爱，他还写在张家口大坝上画土豆，画完了烤烤吃掉，还自得于自己是中国吃过土豆种类最多的人。而那些事的背景，是他被打成右派，连降三级工资，去张家口下放，到乡下起猪圈、挖冻粪，和农民一起睡大坑。
这两位，都没什么了不起的爱情故事：风流才子式的欲仙欲死，或者花心渣男的狗血桥段。只是乱世里的一点小温暖:饶老爷爷是军官相亲，隔窗看见娇小姐对镜涂口红，回部队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开始惧怕生死。汪老爷爷和老伴好像都不是初恋，家里也没谁把他当成了不得的大作家，倒是常要下厨干活。老伴是西南联大的同学，富裕华侨的女儿，独立自强，恋爱纯粹是因着爱才——无视物质艰苦，敢舍身嫁给穷才子的，往往都是富家小姐，沈从文娶的张家三小姐，黄永玉的老婆是将军的女儿，郭家二小姐随性子嫁了清华的清贫书生，穷人家的姑娘太知道窘迫之苦，倒是更务实些。
这两对是不是神仙眷侣，只是乱世相依的柴米夫妻，最艰难的日子里，作为被连累的右派家属，都没有背弃对方，虽然也时不时发些牢骚怨念。美棠是个小暴脾气，写信写着写着就发脾气：“我气你，我越写越气，我气死了！”
他们两位，就是我，就是你，就是每一个普通人，不是什么光照千古的贞妇烈女，不过是在颠簸乱世里，拼命守着一点光，彼此搀扶着走下去——对了，这二位身上都有一种习惯，向光，喜欢谈高兴的事。在儿子的回忆录里，汪老去劳动改造，“一天我妹问他“过去文人除了名，还有字，你有么”？他说“我现在叫拂庭”——那阵子他作为‘黑帮’被揪斗，造反派令他劳动改造，分派的活计里有扫厕所。‘这收拾尿碱也有技巧，要用巧劲！’爸爸得意的说
‘造反派都让其他黑帮向我学习！’”。
这些事，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并没有，只不过是个对生活有着不灭热情的人，顽强地寻找金沙深埋的一点光。就好比汪曾祺写食物，不是什么自家喂野虫子养的小油鸡，到了十八个月，捏捏脖子骨硬朗了，才让家厨下锅的谭家菜，也不是用后院的白皮松，闲闲熏上半个月的香肠，不是这种贵族家庭的闲情美味，透着大家族锦衣玉食的矜贵底纹，让穷人咋舌：“乖乖，这一盘茄子，倒得让十来只鸡来配它！”他写的不过是清贫读书人解馋的家常菜：老北京酒坛子边的拌菠菜、扬州早茶里必点的大煮干丝、昆明的干巴菌之类，材料易得，操作简单，但这些家常菜，就像他笔下苏北县城的平民故事，给人间送来了“小温”。
汪家是薄有资产的读书人家，汪父是个怜老恤贫的乡绅，在灾年会为灾民募集善款，他也长于书画吹乐，汪的艺术才能应该是受其熏陶。他是好父亲，和孩子像朋友一样平等相待，穿着长衫和孩子们在麦田上狂奔放风筝，在儿子写情书时瞎出主意。我觉得汪父有爱商，可以做参谋——他在妻子死后，给她糊了四季衣服烧去，汪老说，衣服是纸糊的，但能分出羊羔、灰鼠和狐皮……，可见手工精细，更见其用心和对女人的态度。战时汪曾祺绕道越南，赴西南联大求学，他巴巴地给流亡中的孩子，炒一袋虾松寄去，就是这样切实可嚼的暖意。他的方式也传承给了儿子，汪也是个温暖的父亲，被孩子们亲昵地称之为“老头儿”——近代有几个父亲为我所喜爱，张家四姐妹的开明父亲，汪曾祺的父亲也是一个。
四
草木一生
他是最长于写植物的作家之一。
作家写植物，有几路，一是格物考，结合古书进行考证，力图在现世中对位，体味古人之情思……巫气弥漫的古楚地，芳草鲜美的水岸边，长着江离、蘼芜、泽兰各种香草，而在中原之地，秋意已然漫山遍野，白芒之中轻盈地跃过一只小鹿，清凉的古中国的早晨，缓缓苏醒过来；一种是描摹花木生活，以植物寄情，在红尘中安顿身心，种花莳草，以草木作为归隐之道，比如晚年以稿费盖了紫罗兰小筑来隐居的周瘦鹃，日日种花、看花、写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性爱花木，终年为花木颠倒，为花木服务；服务之暇，还要向故纸堆中找寻有关花木的文献，偶有所得，便晨抄暝写”；又有一种是继承古代花道，以植物作为人格修养提升的路径，买来各路插画器具，加强古诗画的美学涵养，以插花来抒发情志，颐养身心；还有一路，是沿袭西方自然作者的科学考察路数，以科研精神探查植物，用各种生物学理论理解植物的生理现象，结合日常生活所见，体味植物之美。
而汪曾祺的植物心性，与其说是人格喻体，莫若说它就是本体，他就是一棵植物，欣欣然向光，悠悠然临水，风来迎风，雪来承雪，承受也享受着一切。安贫乐道，枯荣自守，静观微物之美，知世上苦人多，记得要送小温，并且心怀桃源。
我城号称中国最多难的古都，自古战事频发，能逃过战火的是砖建筑，每年我站在渊默沉静的无梁殿前，看那些璀璨之极的古银杏树，那一树的碎金总会晃得我眼花，这是老树，民国无梁殿的资料里就有它的照片，当时它们还腰身窈窕，面目青青。这时我总会想起汪曾祺说的：“报春花放在老房子的背景前是好的”，继而领会到我城处处古庙颓圮前的金叶，也特别粲然，就这么一句话，影响了我的植物审美。
他的植物，既与日常生活有着亲密关系，又高于日常。他写小时候和姐姐摘梅花，梅花枝多，好踏，要采旁支逸出，花开一半的，这样插瓶才有韵致，又开的久，再配两支南天竹，就有了古画的韵味，一路携香枝回家去，那就是一首诗了。这是过日子的香甜。还有上文提到的，他写有两排木香长在老家运河两岸，搭枝成头顶的花棚，再回去问，老家人都说没有——这花枝架成的廊桥，恍如梦境，这就是桃源记啊。神经学医生奥利弗·萨克斯曾经提出过一种“假性记忆”的说法，就是：有时人会改造自己的记忆而不自知，同样，看《大森林里的小木屋》时，也有人质疑年仅三岁的怀德如何能对西部大迁徙中的童年往事历历在目？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儿童常常会有假性记忆，其实这是想象力的一种，这以美感深耕出诗境的潜意识，是整个人类的精神花园。
五 相
我不是一个颜控，对作家的长相要求等同于男性友人，气息干净，不猥琐即可。说到底，作家是提供精神产品的，又不是出卖色相。北京万圣有一面作家墙，事实上，很多书店都布置着这么一个东西，大概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总想知道那样的心相之后，直通向怎样的皮囊？毫无意外，每张墙上，最帅的加缪通常会有，我侄子小时候不识人也不识字，更不知道作家为何物，也非常笃定地指着老版加缪的封面，那张他穿着风衣的酷照说：“这！这是个老板！”，小朋友语境中的“老板”，约摸可换算成权利、气势、让人仰望等等精神意涵，加缪已经达到了明星的颜值高度了，更何况才能加持，用凤姐的话说是“瞧瞧这通身的气派！”
更多的，是样貌平平，作家长年埋首书斋，也无心经营外貌，用杜拉斯的话说是，写小说的阶段里，常常没时间照镜子，不是无暇，更是无心吧。加之终日埋首书堆，作家往往脊柱弯曲、高度近视、眼神无光，他们没有上过表演课，接受过表情管理训练，面对镜头当然也比较生硬……有时候我看见电视剧里由明星扮演的作家，那明显二点零的摄人眼神，多年健身练就的一身肌肉，每根头发都打理过的精致，面对镜头立刻找准上镜角度、表情驱动到位的脸，我就想，你见过作家么？
我觉得作家的脸，适度即可，就是：不必过分英俊，干净端正，带着一点智性感就可以，像村上春树那种还长得有点趣味感，沈从文那样由心溢到脸上的善意佛心，就更多了几分回味。汪曾祺……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穿着围裙，拿着锅铲，笑笑的，站在一桌菜前面的一张家庭照，就是一个邻居家的老爷爷啊。我很想坐到他的桌边，在他老来宣布挂铲结束下厨生涯之前，尝一口他做的菜。啊不，我一直在吃，吃了这么多年呢，就是他的作品啊。他其实不算特别多产，但被反复结集，有时零星遗珠被整理收入了，我也会因此买一本新书。所以家里层层叠叠地，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我真有口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