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问祖之旅（1）——上古遗存（中）

2025-01-01 22:40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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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次旅行，主要是冲着石峁遗址、陶寺遗址和二里头遗址去的。开始以为比较确定的黄帝聚落和尧都，经这么一路走走看看，变得不那么确定了，学界还存在许多讨论。最困难的是那个时期尚未发现文字，因此无法像殷墟甲骨文那样得到实物佐证。回来后，又上网搜了央视其它一些相关纪录片来看，包括四集《石峁遗址》、五集《尧舜之都》和两集《王城岗遗址》，以及《寻古中国·寻夏记》等等，这些都拍摄于《中国通史》之后，补充汲取了很多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知识得到进一步更新。了解到石峁和陶寺均属于龙山文化时期，因此这一辑的遗址就以龙山文化为主题。

寻根问祖之旅（1）——上古遗存（中）

（图14 黄城台@ 石峁遗址）

石峁遗址（距今约4300-3800年）

计划变更后，石峁遗址成为这次旅行的最北端，地处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的交汇地带。在平遥古城，与兄弟再次会合后，9月23日即驱车前往，过了榆林，再往北不远就到了，当晚宿粱峁脚下的高家堡古镇（细节将在另一篇中详述）。
石峁古城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东亚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都邑性城址，面积

FONT>420万平方米，比同时期的陶寺古城（280万平方米）和良渚古城（290万平方米）都要大，是故宫面积的六倍，其黄城台（亦作皇城台，这里取介绍牌上叫法）、内城和外城的环套结构，开创中国古代都城建筑格局之先河。24日一早进山，入口处几方错落石柱，迎接八方来客，上刻各种石峁元素。进山之路，路面小米黄，铺设平整，勉强可通两车。沟壑纵横的台塬粱峁，汽车蜿蜒行驶其上，别样的景致，带来不同的感受。没做功课，跟着导航行至一山坡下，车遇山路即停。这是一次误打误撞的旅行体验，坐标不够明确，却瞎猫碰着死耗子，关键景点尽数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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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石峁遗址入口）
徒步上山，看见石砌断垣几处。山道铺着一层厚厚粉尘，足见踩踏频率之高，也不难想象雨季的泥泞。山顶被护网围住，开口一处，一群考古工作者正在里面忙碌。漫不经心步入禁区，被工作人员警告，随手拍两张，迅速退出。回来对照卫星地图，应是黄城台的墓葬区。下山遇枣树几棵，兄弟采几枚揣兜里。又遇岔路，好奇心驱使，不顾兄弟反对，深入。结果转到黄城台正面，不枉此行，迅速叫上兄弟。沿黄城台左侧一条土石路继续探索，通达台顶南墙夹道夹墙外侧，一人多高的墙体，挡住了视线。有山路可继续向前，终点止于护网，应是墓葬区的另一侧。因为高度落差，加上护网和监控，内部情形难得一见。沿途若干现代墓冢，一个人走，还不免有些害怕。
回到黄城台——四面被护坡石墙包砌，完整处多达十余层阶，高70余米，类似玛雅平顶金字塔。立在护栏外，门址和东护墙结构清晰入目，顶部一面“石峁考古队”红色旗帜，迎风招展，和纪录片中的一模一样，有种久违的感觉。门址是进出台顶的唯一通道，由广场、内外瓮城、南北墩台、门道和门塾构成，防御完备。看介绍，黄城台东西两条深沟（西面洞川沟），交于西南，后汇入不远处的秃尾河（黄河支流），只留下东北角与其它山峁相连，地势可谓险要。台顶大台基出土了大量精美石雕和石刻，其中的神面纹饰，咋看还以为商周青铜饕餮纹和良渚玉器神面纹时空穿越，人面造型又有欧亚草原石人和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石雕的影子；玉鹰和玉虎头等玉饰，则为典型石家河文化特征。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事实——当时聚落之间，已经存在着上层的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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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门址@ 黄城台）
东护墙外垃圾堆积中，重大发现不断：上万枚骨针，数量之大只能用批量生产和贸易来解释，侧面印证当时纺织业之发达；铜小刀和配套石范，以及铜齿环，被认定为是北方最早的一批铜器，至少说明石峁先民已经掌握了熔铜铸造技术；大型陶鹰和大量卜骨，暗示黄城台存在宗教礼仪活动，结合骨簧（河套地区是世界口簧祖源地）和骨哨等沟通人神天地的乐器，以及可能的鼍（tuo）鼓（发现鳄鱼骨板，当地无扬子鳄，因此推测是鼓内遗留），说明最早的礼乐可能已经出现。以上，很可能就是石峁统治阶级能够凝聚和号令周边部族的经济和精神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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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展品@ 石峁博物馆）
石砌墙表面（尤其是东护墙），一排排孔洞，间隔均匀有序，非常夺人眼目。那是放置纴（ren）木的地方，其中部分尚有侧柏遗存，作用类似于今天混泥土中混入钢筋。纴木结构在北宋文献《营造法式》中有记载，石峁乃目前世界发现最早的此类结构。转身，面对考古队工作平台，院前一大片花圃，开满各色花朵，太阳花据多，山坳边缘也不例外。顺车道下山，一个陡坡弯，回到来时经过的马路，继续下坡，处处能感受到自然天险给黄城台带来的防卫优势。车就在不远处，道路狭窄，掉头废了点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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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内城城墙）
沿路返回，转弯处，两件大灰陶分立两侧土堆之上。好奇停车拍照，惊喜发现嵌入地下的“内城城墙”标识。一面面小红旗，虽残破不堪，但依旧清晰标示出城墙的走向。作为徒步爱好者，自然免不了循着旗帜，一探究竟。墙体缓坡下行，应是采用先挖浅槽后垒砌石块的方式，历经岁月，早已化为土石堆。行走其上，视野开阔，上方不远处有“玻璃”罩住的外城东门，下方可远眺黄城台。石峁城墙依山势而建，筑墙方式因地制宜，内外总长达10km，宽2.5m以上，最高5m，石料量绝非石峁聚落一己之力能成。石峁聚落主要居住和生活在内城，大聚居小分散，外城起防御作用，外城之外，还有四处哨所（遗迹）。
内城到外城东门，路边摆放着多组雕塑，散布在一片庄稼（番薯？）地里，展示远古先民们农作和祭祀场景，附近深沟条条。临沟而立，不自觉感叹大自然的力量。马路另一侧，坡地上，成片开满野花，有被兄弟认出的格桑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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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田野雕像群）
外墙东门，就是《中国通史》里频繁出境的那个，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城门遗址，有“华夏第一门”之誉，因建有防护，需付费入内。城门位于遗址的最高处，有U形外瓮城、曲尺形内瓮城、南北墩台、门道门塾、马面和角台等城防设施，形成综合性防御体系，足见当时北方战争频发的复杂政治格局。内瓮城发现大量壁画残块，四种矿物颜料中，铁红和炭黑在彩陶中早已得到广泛应用，铁黄和绿土的使用则颠覆了“铁黄始于春秋绿土始于东汉”的普遍认知。对壁画制作过程的研究表明，当时中国早期壁画的基本制作工艺和绘制技法已经基本确立，汉唐壁画不过是它的延续和丰富。藏玉于墙是石峁古城极为特殊的现象，凸显石峁人崇玉，信奉玉石辟邪御敌的观念（与红山、齐家、石家河和良渚并称史前五大玉文化中心）；七处奠基坑（其中两处均有24颗人头骨，经测定可能是位于西北的夏家店人）则体现了石峁文化残暴冷血的一面，既有仪式感又很神威。有人还发现一个有趣现象：城门的朝向正对夏至日出点，夏至当天，阳光穿过门道，直射在内瓮城的壁画墙上——这应该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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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外城城门）
石峁玉器大多素面无纹、简单大方，片状“薄如纸”，当时的玉切割和钻孔技术已相当高超。石峁人珍视玉，其改制技艺也是一绝。石峁遗址的发现，其实就与玉有关。早在上个世纪初期，大量“陕西榆林府”精美玉器就流散海外，引起关注。调查发现是当地农民雨后沟内拾到，变卖维持生计所致。后多次普查，也仅把石峁遗址当作秦/明长城的附属设施，直到1976年陕西考古研究所的戴应新征集玉器（包括那件大眼玉雕人头像），才正式提名。1981年首次发掘，2012年正式发掘。
石峁文化以河套地区为核心，以“双鋬（pan）鬲遗存”为特征，是北方地区考古学文化典型代表。石峁遗址的衰落，普遍认为气候变化（全球降温）是主要原因，这点可以从家畜从狗猪（农业）转为牛羊（畜牧）得到印证（这里发现中国最早的西伯利亚山羊）。也有学者根据陶鹰和卜骨等礼器被弃于护墙之外以及门道有火烧痕迹，而外城完好的现象，推测石峁统治的最终瓦解可能源自集团内部的矛盾、分化和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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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石峁博物馆）
回返，才意识到道路是单行道，再次经过黄城台回高家堡，发现距离要近许多。接近中午开始逛石峁博物馆。大厅中，一根顶天立地粗大圆柱石雕，远古气息扑面而来。三层展厅，由“之”字形回廊联通，刚好布满大厅一整面墙，下层书“中华古国文明王都”，这样的墙饰，也是别具一格。底层还有个陶器特展，见识了大量陶器及其名称。

陶寺遗址（距今约4300-4000年）

从石峁遗址到陶寺遗址，中途在貂蝉和李自成的故乡米脂住了一晚，9月25日打卡路遥故居和壶口瀑布后，于下午稍晚到达位于襄汾的陶寺遗址。依然顾不上做功课，跟着感觉（地图导航）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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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尧都陶寺）
先到最感兴趣的观象台，比英国的巨石阵还要早500年。可惜原地正在大兴土木，复原的观象台不见踪影，只听几台大型工程机械轰轰作响，尘土飞扬。高高的护墙板，上绘遗址公园规划图，算是见识了未来的模样。后来了解到，古观象台的发现，充满传奇色彩：由于面积大，当时作为发掘队长的何鴑，根据风水、中国传统礼制建筑规律以及古人天南地北的传统宇宙观，绝定发掘优先级，结果在有限经费支持下，不仅找到了宫殿位置，还在推测为天坛的位置挖出一座古观象台，成为一段佳话。古观象台，因其形状特殊，之前的勘探均被错过。确定为观象台，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最初的观测，结果令人沮丧，但何鴑没有放弃，反复实验，并与天文学家合作，才最终找到正确的观测点（神奇之处在于居然和后来发掘出的古人观测点一致），可验证冬至、春分/秋分和夏至四个节气（其它十六个节气采用与后世二十四节气不同的时令系统）。这一发现，与《史记·五帝本纪》中关于尧“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记载相吻合。陶寺还出土了圭表，又是一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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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观象台变工地）
不死心，继续沿着地图上标记的一个个景点寻过去。“陶寺观武台”，只是路边居民菜地旁立着的一块手写木牌，冒着被狗咬的风险（一只被栓在树上的田园犬对客人一点都不含糊），贴着墙角（刚好狗链长度范围之外）入内探寻，并未发现遗迹，却是一片院中菜地，两边都是民房。“关圣庙”（也作关帝楼）算是有点东西，四方三层楼宇，大门紧闭，匾书“中天一柱”，有些霸气，从硕大斑驳斗拱上看，确实上了年头。夕阳照在阁楼上，洒在庙前广场上铺晒的金黄玉米上，洋溢着黄昏的温暖美感。这里应是进入陶寺乡镇了，路边店铺林立。继续前开，一座牌坊，上书“尧都陶寺”。沿街一侧房屋外墙上，介绍着陶寺遗址及其意义，显然起着宣传的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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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陶寺关圣庙）
晚霞映天的时刻，撞上陶寺博物馆，馆外彩旗飘飘，再过两天就要开馆了，你说气人不？直呼遗憾！工程进入收尾阶段，路灯吊装、花圃砖砌进行时，但博物馆主体已经完工。层片状墙体，既古朴又现代，是个人喜爱的风格，高空俯瞰，是个“中”字结构。转到后面下沉式广场，肃杀宽阔，有磅礴之大气。地坛遗存应该就在附近。凑近博物馆大门，透过玻璃向里望，大厅空空旷旷，几道安检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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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陶寺博物馆）
最后一处是城墙，跟着导航开进一片庄稼地，再沿着土石路走一段。这次地图陈不欺我，在一处拐角断垣下发现一块水泥标记，“陶寺城墙严禁动土”依稀可辨。此时太阳已下山，但余晖明亮。城垣中间一段凹陷，形成一个土台，上面还搭了个凉棚，可遮风挡雨。攀阶而上，入口被灌木划破手臂。此处在《尧舜之都》纪录片中有多个镜头，但不确定是哪一段，从地图的位置看，应是北城墙（严格说是西北，整个正方形遗址并非正南北走向，而是依地势从西北向东南倾斜）。观察周边，发现附近还有几处凸台，估计也与城墙有关，其中一段的侧面还有几口废弃的窑洞。通过土台间的豁口望出去，可以看见博物馆的影子。踩着脚下的石块，感叹此处4000前可是中原最大的都邑啊！回返行走在田间小道，还剩一丝落日余晖，彼时连枯败的野草都成了最美风景。兄弟爱上路边一片玉米地，入内摆拍无数。当晚下榻襄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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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陶寺城墙）
对陶寺遗址的全面认识，还依赖于回来的补课。陶寺最早以夏墟之名发掘，但随着其它夏墟遗址的逐步揭露，才转向尧都推定，最新的考古证据，普遍认为陶寺是尧舜之都，除了年代吻合，最直接的证据是出土了一件陶制朱书扁壶，上有“文”“尧”字样（关于后者，尚有不同说法）。居民区、王陵、城墙、礼制建筑、宫殿、宫城（城墙）、手工业区、仓储区八大要素的陆续发现，王权之都已是毫无疑问。早期大墓中出土多组成套鼍鼓、特磬和龙形陶盆，说明当时礼乐制度已经相当完善，后来发现带阙门的宫城城门（宫城乃最高等级礼制建筑），开城门礼制化之先河，进一步说明这一时期礼制的成熟。王权和礼制的社会特征，表明陶寺已经步入文明，因此陶寺也被称为最早的中国。陶寺宫殿区还出土了少量的板瓦，将中国瓦的使用历史提前了一千多年（瓦到西周才得到普遍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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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田野晚韵）
陶寺历经300年后突然消亡，据推测跟武装入侵有关。根据《尧舜之都》说法，陶寺的前200年（早期），是尧的时代，接下来的100年（中期）是舜的时代，两者衔接非常平顺，符合尧禅位于舜的文献记载，考古上也能证明这一点。之后陶寺经历了一场大灾难，从宫殿被毁、城墙被推倒、中期大墓全被大规模实施厌（ya）胜法式、惨烈的乱葬坑、城墙变墓地等一系列考古证据，可知动荡之剧烈。之后陶寺又存续了100年（后期），然后就彻底消逝于历史长河。后期出土的陶鬲，带有明显石峁特征，预示入侵很可能来自石峁集团，一股可能因政治失败而南下的力量，取代了陶寺的统治。陶寺原住民可能被迫迁往北方的朱开沟（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农耕畜牧混合生业形态以及陶寺特征的遗址。
还有一种说法，个人觉得也很有道理。尧舜禹可能不是单个人，而是部落的泛指，或者是部族世代中的某位杰出代表。舜禹之间可能也没有顺承关系，因为禹因治水有功，得到过尧赐玄圭的嘉奖。

王城岗遗址（距今约4200-3800）/新砦遗址（距今约4000年）

事先知道这两处遗址可供参观东西不多，于是在行程的最后一天，9月28日，一并打卡，算是通关。两处均有遗址纪念石牌，地图标记的王城岗遗址地点正在挖掘，位于一片玉米地之中，汽车进去几乎没有掉头的余地。现场被铁丝网环绕，面积并不算大。顺便到附近的八方遗址打了个卡。新砦遗址除了石牌，啥也没看到，倒是听从路口杂货店门口大爷的建议，到附近考古工作队工作处探访了一下。

寻根问祖之旅（1）——上古遗存（中）

（图28 遗址打卡通关）
现场收获不多，对两处的了解，还得依赖纪录片，还有河南博物院和二里头博物馆的介绍。河南登封市告成镇，被考古证实为战国阳城（阳城遗址），而文献有“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的记载。王城岗遗址最早发现只是一座小城，让人深疑“禹居阳城”的说法，直至面积近35万平方米大城被揭露，才得到人们重新认识。现在一般认为：位于东北角东西并列的两座小城，是“鯀作城”，后来大禹扩建，才有了后面的大城（最早称为八方遗址）。关于时间先后，考古发现大城北城壕打破小城西城西北角的城墙基础，可作为一个证据。后为方便协统各方，都城被迁至颍河下游地势更加开阔的阳翟（di，今禹城），大禹的儿子启在这里“大飨（xiang）诸侯于钧台”（史称“钧台之享”），献祭神灵。
禹城瓦店遗址，面积达百万平方米，属都邑性质城址。这里发现中原地区保存最完好的夏代大型祭祀遗存，而且考古发现祭祀规模有随时间而不断扩大的趋势，可能就是“钧台”。阳翟与阳城在文化上存在明显区别，前者文化比较多元，而后者比较单一。在瓦店遗址出土了带石家河文化特征的玉虎首和山东龙山文化代表造型的陶塑红陶鸟，还在同一窖藏坑中出土的大小排列有序的九件陶鼎（被认为是列鼎制度的源头）。从文化多元性上判断，阳翟为禹都的可能性更大，大禹在阳城呆的时间可能并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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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田野风光@ 新砦考古队）
新砦遗址是另一座百万平方米的夏代早期都邑，因为考古发现这一时期突然涌现大量东夷文化元素，而被命名为二里头文化“新砦期”——填补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空白，时间上与历史事件“后羿代夏”相关联。太康失国后，与母亲兄弟流寓洛汭（rui，今巩义偃师一带），“居斟鄩（zhen xun）”（即二里头，夏桀亦定都于此），直至少康中兴。二里头博物馆介绍少康的都邑在阳翟，其子杼（zhu）迁都老丘（今开封陈留），难道少康重返阳翟？而河南博物院介绍少康中兴后都于二里头。有夏一代，经历十四世十七代王，几度兴衰（与东夷族密切相关），几度迁都，迁徙路线目前尚不明晰，还有待进一步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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