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事千年，物我之思——读汪曾祺散文《菏泽牡丹》
2026-01-19 05:03阅读：
菏泽牡丹 / 汪曾祺
菏泽的出名，一是因为历史上出过一个黄巢(今菏泽城西有冤句故城，为黄巢故里，京剧《珠帘寨》说他“家住曹州并曹县”，曹州是对的，曹县不确)。一是因为出牡丹花。菏泽牡丹种植面积大，最多时曾达五千亩，一九七六年调查还有三千多亩，单是城东“曹州牡丹园”就占地一千亩;品种多，约有四百种。
牡丹花期短，至谷雨而花事始盛，越七八日，即阑珊欲尽，只剩一大片绿叶了。谚云：“谷雨三日看牡丹”。今年的谷雨是阳历四月二十。我们二十二日到菏泽，第二天清晨去看牡丹，正是好时候。
初日照临，杨柳春风，一千亩盛开的牡丹，这真是一场花的盛宴，蜜的海洋，一次官能上的过度的饱饫。漫步园中，恍恍惚惚，有如梦回酒醒。
牡丹的特点是花大，型多，颜色丰富。我们在李集参观了一丛浅白色的牡丹，花头之大，花瓣之多，令人骇异。大队的支部书记指着一朵花说：“昨天量了量，直径六十五公分。”古人云牡丹“花大盈尺”，不为过分。他叫我们用手掂掂这朵花。掂了掂，够一斤重！苏东坡诗云“头重欲人扶”，得其神理。牡丹花分三大类：单瓣类、重瓣类、千瓣类；六型：葵花型、荷花型、玫瑰花型、平头型、皇冠型、绣球型;八大色：黄、红、蓝、白、黑、绿、紫、粉。通称“三类、六型、
八大色”。姚黄、魏紫，这里都有。紫花甚多，却不甚贵重。古人特重姚黄，菏泽的姚黄色浅而花小，并不突出，据说是退化了。园中最出色的是绿牡丹、黑牡丹。绿牡丹品名豆绿，盛开时恰如新剥的蚕豆。挪威的别伦•别尔生说花里只有菊花有绿色的，他大概没有看到过中国的绿牡丹。黑牡丹正如墨菊一样，当然不是纯黑色的，而是紫红得发黑。菏泽用“黑花魁”与“烟笼紫玉盘”杂交而得的“冠世墨玉”，近花萼处真如墨染。堪称菏泽牡丹的“代表作”的，大概还要算清代赵花园园主赵玉田培育出来的“赵粉”。粉色的牡丹不难见，但“赵粉”极娇嫩，为粉花上品。传至洛阳，称“童子面”，传至西安，称“娃儿面”，以婴儿笑靥状之，差能得其仿佛。
菏泽种牡丹，始于何时，难于查考。至明嘉靖年间，栽培已盛。《曹南牡丹谱》载：“至明曹南牡丹甲于海内”。牡丹，在菏泽，是一种经济作物。《菏泽县志》载：“牡丹、芍药多至百余种，土人植之，动辄数十百亩，利厚于五谷。”每年秋后，“土人捆载之，南浮闽粤，北走京师，至则厚值以归”。现在全国各地名园所种牡丹，大部分都是由菏泽运去的。清代即有“菏泽牡丹甲天下”之说。凡称某处某物甲天下者，每为天下人所不服。而称“菏泽牡丹甲天下”，则天下人皆无异议。
牡丹的根，经过加工，为“丹皮”，为重要的药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菏泽丹皮，称为“曹丹”，行市很俏。
菏泽盛产牡丹，大概跟气候水土有些关系。牡丹耐干旱，不能浇“明水”，而菏泽春天少雨。牡丹喜轻碱性沙土，菏泽的土正是这种土。菏泽水咸涩，绿茶泡了一会就成了铁观音那样的褐红色，这样的水却偏宜浇溉牡丹。
牡丹是长寿的。菏泽赵楼村南曾有两棵树龄二百多年的脂红牡丹，主干粗如碗口，儿童常爬上去玩耍，被称为“牡丹王”。袁世凯称帝后，曹州镇守使陆朗斋把牡丹王强行买去，栽在河南彰德府袁世凯的公馆里，不久枯死。今年在菏泽开牡丹学术讨论会，安徽的代表说在山里发现一棵牡丹，已经三百多年，每年开花二百余朵，犹无衰老态。但是牡丹的栽培却是不易的。牡丹的繁殖，或分根，或播种，皆可。一棵牡丹，每五年才能分根，结籽常需七年。一个杂交的新品种的栽培需要十五年，成种率为千分之四。看花才十日，栽花十五年，亦云劳矣。
告别的时候，支书叫我们等一等，说是要送我们一些花，一个小伙子抱来了一抱。带到招待所，养在茶缸里，每间屋里都有几缸花。菏泽的同志说，未开的骨朵可以带到北京，我们便带在吉普车上。不想到了梁山，住了一夜，全都开了，于是一齐捧着送给了梁山招待所的女服务员。正是：菏泽牡丹携不去，且留春色在梁山。
【读与评】
汪曾祺先生笔下的菏泽牡丹，是一场跨越千年的花事。从黄巢故里到“曹州牡丹园”，从唐代《曹南牡丹谱》到现代牡丹学术讨论会，先生以牡丹为线，串联起历史、文化与自然的经纬，让一朵花在时光长河中绽放出超越植物的精神意象。
一、物我交融：牡丹的审美之境
“一千亩盛开的牡丹，恍恍惚惚，有如梦回酒醒。”先生用诗意的笔触构筑了一个物我交融的审美空间。当直径六十五公分的花冠在晨光中摇曳，当“赵粉”的娇嫩与“冠世墨玉”的深邃在春风中交织，牡丹已不仅是观赏对象，而成为触发官能记忆的媒介。这种体验让人想起庄子“物化”的哲学——花瓣的重量在掌心留下的触感，绿牡丹如新剥蚕豆的视觉通感，都在消弭主体与客体的界限。牡丹在这里化作流动的时光，将人引入“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的审美迷醉。
二、文明年轮：牡丹的文化肌理
在菏泽牡丹的根系里，盘结着中华文明的年轮。从明代“动辄数十百亩”的规模化种植，到清代“甲天下”的美誉，牡丹早已超越单纯的经济作物，成为地域文化的活态基因。文中提到的“赵粉”在不同地域衍生的“童子面”、“娃儿面”之名，恰似文化传播的隐喻——同一花种在流动中产生新的文化表达。而“牡丹王”被强行移栽枯萎的故事，则揭示了文化生态的脆弱性：当植物离开滋养它的水土，当传统脱离孕育它的土壤，生命便会凋零。这何尝不是对文化传承的警示？
三、生命寓言：牡丹的时空对话
先生在牡丹身上看到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对话。三百年古木“每年开花二百余朵”的倔强，与“看花才十日，栽花十五年”的漫长等待，构成植物世界的生存寓言。这种时间张力让人想起敦煌壁画中“飞天”手持的牡丹——刹那芳华与永恒绽放的辩证统一。当先生将盛放的牡丹留在梁山，这既是现实层面的无奈，更暗含东方美学“不执于物”的智慧：真正的美不在于占有，而在于参与其生命历程的共在。
掩卷之际，忽然懂得菏泽牡丹为何能“甲天下而无异议”。它不仅以花型花色取胜，更因承载着中国人对生命的理解——在绽放与凋零、坚守与流变、刹那与永恒之间，写就一部无声的物语。或许正如文末那留在梁山的春色，文化的真谛不在于固守原乡，而在每一次相遇时激荡出的新意。这朵穿越千年的牡丹，终究教会我们：美，是流动的盛宴；文明，是生生不息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