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闻证据”的法律来源
根据Ali V. State,314 Md 295(1988)先例中的定义，“Hearsay is generally defined as a statement, other than one made by the declarant while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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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闻证据”的法律来源
根据Ali V. State,314 Md 295(1988)先例中的定义，“Hearsay is generally defined as a statement, other than one made by the declarant while test
ifying at the trial or hearing, offered in evidence to prove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asserted. Thus, when a statement is offered for
some purpose other than to prove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asserted
therein, it is not
hearsay.”即传闻证据通常不是证人在审判或听证会上作证时作为证据以证明所声称事项的真实性使用的陈述。
此外，在《Phipson on Evidence》这本书中也对传闻证据进行了解释：“The word hearsay implies that a witness is prevented from reporting a communication heard outside the courtroom but this is not the case. Hearsay is defined not only by the nature of the evidence(an out of court statement), but, importantly, also by the use to which it is put. To be excluded as hearsay, the out of court statement adduced for this purpose is hearsay is prima facie inadmissible.”即“传闻证据”一词意味着证人被禁止报告法庭外听到的信息，但事实并非如此。传闻的定义不仅取决于证据的性质，还取决于它的用途。
二、“传闻证据”的种类与特征
从英美法系的法学理论来看，传闻证据通常被分为两类：第一是证人在法庭外的陈述（包括口头以及其他以任何人为方式显示的表达），但未出庭接受盘问。第二类是证人陈述的内容并非其本人亲历，从而导致其意图证明的内容存在“传闻”用途或者无法证明案件待证事实，仅属于间接证据或环境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则这类证据也属于传闻证据。可见，传闻证据的特征包括但不限于：
（一）没有在案件中接受交叉盘问的个人陈述；
（二）用文字、录音录像代替口头证据，且未出庭接受盘问；
（三）当事人转述他人的陈述。
当事人在庭审中转述他人的陈述属于最为典型的传闻证据类型，大家都能理解，在此就不再进行赘述。
三、“传闻证据”的现实意义
不可否认，传闻证据通常并不如“最佳证据”一般靠谱，由于证人无法出庭接受盘问，因此光凭他人转述很难辨别其所述内容是否真实，也无法通过庭审发现证人陈述中的问题，甚至在实践中出现证人曲解、想象、编造传闻证据的情形。因此，根据R v. Blastland(1986) AC 41先例等案件的先例判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传闻证据均由于其可信度问题被排除在法庭之外。但即便如此R v. Horncastle (2009) UKSC 14最高院先例等判例却明确了传闻证据也有其独有的分量，关键还是要分析其来源和证明目的是否可靠，因为传闻证据的证明效果有时比最佳证据反而会来的更强，以Myers v. DPP(1965) AC 1001贵族院先例为例，由于该案中负责组装汽车的工人均已经离职，法院只能基于10年前汽车生产车间里的生产记录来作为定案的依据。据此，英国法律委员会Legal Commission特别强调了不能在案件中当然排除传闻证据的适用。
综上所述，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传闻证据都被英美法系的先例所排除，但随着英国《Civil Evidence Act 1995》的颁布，除了传闻证据证明价值较低或是费用上完全不成比例从而被仲裁庭主动排除外，传闻证据在民商事案件中不再被当然视为排除的对象，而是在实践中需要结合个案的不同情况来对其可信度加以评判，进而由仲裁庭判断其分量大小。即便如此，考虑到传闻证据的证明力往往偏弱，实务中基于公平原则为考量准则，仲裁庭仍会对传闻证据在程序上进行适当的限制。因此，我国律师在代理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时，必须熟悉传闻证据规则，才能帮助客户最大程度上抵御证据问题而带来的仲裁风险。
作者简介：
李旻律师，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法学博士、留英LLM法学硕士，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伦敦国际仲裁院、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维也纳国际仲裁中心、墨西哥仲裁中心仲裁员，上市公司独董资格，国际隐私专业协会注册信息隐私专家（CIPP/E），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咨询专家，市律协规划与规则委员会委员、社会责任促进委员会委员，市律协互联网与信息技术业务委员会委员，浦东律师团委书记，浦东律师青联副会长，浦东十大杰出青年律师，浦东法院首批特邀律师调解员。
李律师擅长重大商事争议解决及国际仲裁、数据合规与网络安全、国际贸易与并购投资。在长达十逾年的法律工作经验中，李旻律师先后为大型国企集团及民营企业、跨国公司、境外企业、各地政府及行业协会三十余家单位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客户涉及金融投资、国际贸易、房地产、船舶航运、网络游戏、电商平台、食品餐饮、医疗器械、文化传媒、新能源汽车等众多领域。
李律师还具有在英国Curwens律所实习及工作经验，代理了数百起国内知名诉讼和仲裁案件，并有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上海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等境内外仲裁机构代理涉外商事仲裁案件的丰富经验，熟悉各类证据开示、证人盘问等庭审技巧，以其提供的专业、优质法律服务及符合预期的案件结果，获得客户的高度好评。
此外，李律师还在《中国流通经济》、《新金融》等CSSCI和国内多家核心期刊发表多篇专业论文，其执业事迹及时事评论多次被央视网、新华社、新闻综合等七十余家报刊、媒体进行采访和报道。
声明：本文仅用于学术交流，不作为专业法律意见使用。
汉盛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6年，总部位于中国上海，是一家覆盖全球法律服务市场的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在上海、北京、沈阳、大连、天津、济南、郑州、成都、乌鲁木齐、石河子、无锡、苏州、杭州、宁波、长沙、南宁、深圳、海口、上海浦东临港新片区、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新西兰、卢森堡等地设有分所和办公室。我们拥有全球化的法律服务网络，与国际知名法律服务机构、行业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秉持“承中融西、至臻至信”的宗旨，汉盛正朝着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的方向稳步发展，为海内外客户提供专业、系统、优质的法律服务。
本公众号由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国际商事仲裁团队主办，团队具有境外商事仲裁代理经验，熟悉证据开示、证人盘问等英美法系国家的庭审技巧，旨在传播国际商事仲裁领域的实务、资讯及研究，进而搭建业内合作和交流的平台。
此外，在《Phipson on Evidence》这本书中也对传闻证据进行了解释：“The word hearsay implies that a witness is prevented from reporting a communication heard outside the courtroom but this is not the case. Hearsay is defined not only by the nature of the evidence(an out of court statement), but, importantly, also by the use to which it is put. To be excluded as hearsay, the out of court statement adduced for this purpose is hearsay is prima facie inadmissible.”即“传闻证据”一词意味着证人被禁止报告法庭外听到的信息，但事实并非如此。传闻的定义不仅取决于证据的性质，还取决于它的用途。
二、“传闻证据”的种类与特征
从英美法系的法学理论来看，传闻证据通常被分为两类：第一是证人在法庭外的陈述（包括口头以及其他以任何人为方式显示的表达），但未出庭接受盘问。第二类是证人陈述的内容并非其本人亲历，从而导致其意图证明的内容存在“传闻”用途或者无法证明案件待证事实，仅属于间接证据或环境证据circumstantial evidence，则这类证据也属于传闻证据。可见，传闻证据的特征包括但不限于：
（一）没有在案件中接受交叉盘问的个人陈述；
（二）用文字、录音录像代替口头证据，且未出庭接受盘问；
（三）当事人转述他人的陈述。
当事人在庭审中转述他人的陈述属于最为典型的传闻证据类型，大家都能理解，在此就不再进行赘述。
三、“传闻证据”的现实意义
不可否认，传闻证据通常并不如“最佳证据”一般靠谱，由于证人无法出庭接受盘问，因此光凭他人转述很难辨别其所述内容是否真实，也无法通过庭审发现证人陈述中的问题，甚至在实践中出现证人曲解、想象、编造传闻证据的情形。因此，根据R v. Blastland(1986) AC 41先例等案件的先例判决，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传闻证据均由于其可信度问题被排除在法庭之外。但即便如此R v. Horncastle (2009) UKSC 14最高院先例等判例却明确了传闻证据也有其独有的分量，关键还是要分析其来源和证明目的是否可靠，因为传闻证据的证明效果有时比最佳证据反而会来的更强，以Myers v. DPP(1965) AC 1001贵族院先例为例，由于该案中负责组装汽车的工人均已经离职，法院只能基于10年前汽车生产车间里的生产记录来作为定案的依据。据此，英国法律委员会Legal Commission特别强调了不能在案件中当然排除传闻证据的适用。
综上所述，虽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传闻证据都被英美法系的先例所排除，但随着英国《Civil Evidence Act 1995》的颁布，除了传闻证据证明价值较低或是费用上完全不成比例从而被仲裁庭主动排除外，传闻证据在民商事案件中不再被当然视为排除的对象，而是在实践中需要结合个案的不同情况来对其可信度加以评判，进而由仲裁庭判断其分量大小。即便如此，考虑到传闻证据的证明力往往偏弱，实务中基于公平原则为考量准则，仲裁庭仍会对传闻证据在程序上进行适当的限制。因此，我国律师在代理国际商事仲裁案件时，必须熟悉传闻证据规则，才能帮助客户最大程度上抵御证据问题而带来的仲裁风险。
作者简介：
李旻律师，华东政法大学国际法法学博士、留英LLM法学硕士，上海汉盛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伦敦国际仲裁院、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维也纳国际仲裁中心、墨西哥仲裁中心仲裁员，上市公司独董资格，国际隐私专业协会注册信息隐私专家（CIPP/E），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咨询专家，市律协规划与规则委员会委员、社会责任促进委员会委员，市律协互联网与信息技术业务委员会委员，浦东律师团委书记，浦东律师青联副会长，浦东十大杰出青年律师，浦东法院首批特邀律师调解员。
李律师擅长重大商事争议解决及国际仲裁、数据合规与网络安全、国际贸易与并购投资。在长达十逾年的法律工作经验中，李旻律师先后为大型国企集团及民营企业、跨国公司、境外企业、各地政府及行业协会三十余家单位提供专业法律服务，客户涉及金融投资、国际贸易、房地产、船舶航运、网络游戏、电商平台、食品餐饮、医疗器械、文化传媒、新能源汽车等众多领域。
李律师还具有在英国Curwens律所实习及工作经验，代理了数百起国内知名诉讼和仲裁案件，并有在香港国际仲裁中心、上海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等境内外仲裁机构代理涉外商事仲裁案件的丰富经验，熟悉各类证据开示、证人盘问等庭审技巧，以其提供的专业、优质法律服务及符合预期的案件结果，获得客户的高度好评。
此外，李律师还在《中国流通经济》、《新金融》等CSSCI和国内多家核心期刊发表多篇专业论文，其执业事迹及时事评论多次被央视网、新华社、新闻综合等七十余家报刊、媒体进行采访和报道。
声明：本文仅用于学术交流，不作为专业法律意见使用。
汉盛律师事务所成立于1996年，总部位于中国上海，是一家覆盖全球法律服务市场的大型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在上海、北京、沈阳、大连、天津、济南、郑州、成都、乌鲁木齐、石河子、无锡、苏州、杭州、宁波、长沙、南宁、深圳、海口、上海浦东临港新片区、香港、新加坡、吉隆坡、新西兰、卢森堡等地设有分所和办公室。我们拥有全球化的法律服务网络，与国际知名法律服务机构、行业组织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秉持“承中融西、至臻至信”的宗旨，汉盛正朝着规模化、专业化、国际化、品牌化的方向稳步发展，为海内外客户提供专业、系统、优质的法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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