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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SARS——10年前的感悟与感动(四)

2013-06-23 21:28阅读:

危难之中显本色—过去和现在一直被误解的一个群体
SARS之前,医务界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医务人员被妖魔化,在某些人的眼里成为了道德低下的无耻之徒,他们成了替罪羊、成了牺牲品。一场SARS使这种舆论导向几乎戛然而止,虽然期间还有少数的电视台谈及这些话题,但主流媒体几乎是来了180度的掉头。从严厉批评转为了颂扬。然而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还是我们,我们没有变。不是过去的宣传错了,就是SARS时的宣传错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致死率高,当时的医务人员很清楚其中的风险。无知而无畏算不上英雄,真正的英雄应该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壮士。这群曾被某些人污蔑为“白狼”的战士,勇敢地加入到了这场抗击SARS的战役中。最初的SARS救治是在地坛和佑安医院,但发现患者病情十分危重。由于缺乏呼吸和危重病专科,急需呼吸危重症的专家。院长找到我,希望呼吸科出一个高年资、擅长危重症抢救的大夫和一名监护室的护士去支援佑安医院。我提出自己去,但院长以还有更艰巨任务为由,拒绝了。我斟酌再三,觉得这是一份很艰巨的任务,既要有很好的临床能力,又要显示出科领导成员身先士卒的勇气。于是请示领导,决定大夫让阙呈立副主任去,护士让监护室的赵学英护师去。当我找到阙大夫,说明情况后,她二话没说,点头应允。而等她回来我才知道,当时她正准备结婚,为此她把婚期提前。新婚的当天,她赶赴佑安医院抢救患者。没有喜庆的车队,没有洁白的婚纱,夫妻两人默然相对,传达着对彼此的爱和歉意,一顿便餐成了他们新生活的开端。多么好的同志,我真的有些后悔让她去。万一当时……,我想大家知道可能的后果,我想这也是她和丈夫提前婚期的考虑。监护室的护士赵学英,一个军人的妻子,还有一个不足10岁的孩子,她也毅然接受了这一危险的任务。奇怪吗?不奇怪!我骄傲!我有一支优秀的团队!

感三病房初建,根据前期的疫情,大约三分之一的患者需要使用呼吸机。为此我们提出要建立SARS重症监护室,而监护室承担着降低病死率的重任。为此我又开始把呼吸科的高年资大夫捋了一遍,要年资高、技术水平高、心理素质好。聂立功!比我大一岁,还曾当过我的老师,平时少言寡语,有人觉得他有些不合群。当找到聂大夫
谈起我的想法,他爽快地答应了。而当我们转战胸科医院的时候,他也一直战斗在重症监护室。除此之外,心内科监护室护士长李朝辉、呼吸监护室的护士长邓兰芬,多名呼吸监护室和心脏监护室的护士毅然加入到了救治危重SARS的行列中去。这支危重症救治团队的出色表现,使北大医院SARS救治取得了救治SARS病人340余人,仅死亡5人(仅1人直接死于SARS)的骄人战绩。徐小元、李六亿等许多在SARS期间响当当的人物,何曾不是一样临危受命。当北大医院准备组织SARS医疗队时,1800余名医务人员踊跃报名。和某些大陆以外的地区医务人员关键时刻辞职相比,是多么截然的对比。然而,看到过去一年医务人员遭受的暴力侵害,我却黯然泪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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