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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SARS——10年前的感悟与感动(五)

2013-06-23 21:30阅读:

不是天使,而是有血有肉的人

总有人喜欢把医务人员称为天使。那是患者和家属从内心觉得他们就像上帝派来的天使,给人们带来幸福与梦想。然而,从来也没有人遇到过天使,天使只存在于人们的心里。医务人员并不是天使,他们和其他人没有大的区别,也有血有肉,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也有幸福与惆怅。他们不同于常人的是那种崇高的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一般人很难能体会他们在与疾病和死亡的抗争中那疲惫的身心和忧怨的情怀。
SARS的突然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挑战。全身的防护是对身体的一种考验。当时由于缺乏科学的防护规范,加之防护物品并不可靠。例如防护服、纱布口罩都是临时订做的,现在看来某些防护物品确实不合要求,当时的“过度”防护看来并非没有必要。进出SARS病房都是一种挑战。要戴两层纱布口罩,外加一层外科口罩(开始时,还没有N95),要穿两层防护服,穿雨靴,戴护目镜。开始天气还凉快,到了5月份,尤其是在北京胸科医院搭建的临时病房,高温又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从病房出来时,雨靴里面常积存了厚厚的汗水。曾经有医务人员,实在忍不下去了,大叫着,跑到病房走廊的尽头,拼命扯开口罩,大口呼吸外面的空气,是否会被感染已经放到了次要的地位,缓解严重的气短成了当务之急。
医院规定,每班只能上6个小时,主要是基于不让医务人员太疲劳,防止由此导致的免疫力降低,引起SARS感染。而有些年轻的医生,为图省事,不在乎,自行换班。发现这种情况后,我们予以坚决地制止。因为我们的指导思想中有一条,打胜仗很关键,而保持“部队”不发生减员,稳定队伍的心理状体更为重要。保持良好的体力,避免免疫功能下降是防范交叉感染的重要保障。
除了身体的疲惫,心理的压力可以说是压在医务人员身上的另一座大山。随着疫情进展迅速,出现了一些心理问题。例如,在感三病房刚刚成立的时候,一位医生由于有支气管扩张出现咳嗽、咳痰,她担心自己患了SARS,惴惴不安。情绪上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在病房里竟然大吵起来,并失声痛哭。这种明显的情绪反应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的。然而过后,她依然那样认真地工作。
我作为专家组的组长,除了是我院第一看过SARS病人的大夫外,还被人冠以“SARS王”,成了人们重点提防的对象。记得一次,和某个主任商量事,我本能地站在门口说话,而对方却还使劲向后挪
椅子,以尽量加长我和她的距离。还有一次去电视台做节目,对方并不知道我是从SARS病房去的。节目结束后,当听说我是从SARS病房去的,惊愕道:我们会不会被传上SARS呀。到马来西亚开国际SARS会议,当警察知道我来自于SARS病房时,警惕地看着我。我赶紧解释我没有任何的症状,而且在病房时是进行了全副“武装”的防护,他紧张的脸才松弛下来。那段时间,我在路上碰到熟人,都尽量躲着走,即使说话,也相隔1-2米开外。我知道人们对我们有点恐惧。当然,这些都是小插曲。
而让我深感压力的却是来自我们的院长章友康教授,那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压力。那时,北京已经有医务人员因为感染SARS死亡了。于是政府指定北大医院作为收治医务人员的医院。 要想控制住SARS,就必须依靠医务人员这支队伍,而要稳定住这支队伍,就必须稳定住军心,而要稳定住军心,就必须控制住医务人员的病死率。章友康院长对我提出了要求,不能有医务人员死亡。这在当时谁也无法做出这样的承诺。我当时我回答的是:“我尽最大努力”。我绝对不能承诺不死一个医务人员,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这不符合客观规律。而且的的确确有不只一名医务人员差点死去。还好,我们收治的医务人员全部活了过来,我算不辱使命,完成了章院长下达的“军令”。
有记者曾问我当时在SARS病房是否感觉到疲乏?是否有失眠?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当时真没觉得累,吃得香、睡得好。但从SARS病房下来后,感到全身的疲惫,睡眠也开始不好了。在2008年汶川地震,我在救治伤员的病房待了1个月后也出现了相似的症状。请教心理专家告诉我这是一种潜意识心理压力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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