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这个专题记述的内容与前六个专题的内容比较，“演讲记”的内容与“以文记流年”的写作旨归贴合的更为紧密。文化，不论是物质形态的，还是精神形态的，当它在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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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个专题记述的内容与前六个专题的内容比较，“演讲记”的内容与“以文记流年”的写作旨归贴合的更为紧密。文化，不论是物质形态的，还是精神形态的，当它在特定
的自然与历史环境中沉淀固化，便成为一种人类历史演进的符号记录。在时间长河的流淌中，有的文化因为即时产生，随着时间的流逝会慢慢淡化湮没；有的尽管在特定时期产生，但具有特殊的时代标杆意义，会历久弥新，具有“永流传”的价值。从这样的角度审视，作者关于李庄文化现象的阐述、关于文学持续性和恒常性发展的见解和对于历史事件与人物的小说写作的认识，其实就是作者借助不同的媒介阐发自己的文学文化观。而进入三篇文章，细细品读文字不难看出，其实语言所指与能指的双重功能在文章中都得到很好地体现。不论是写李庄，还是谈文学与写作，隐于文字背后的是与它们有紧密关联的人与事，以及涵润出来的文化现象。从某种意义说，每一篇文章都蕴含着双主体——现实写作者和历史人事。
把三篇文章所写的内容放在一起分析可以看出，关于李庄和关于写作的话题，都谈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两个群体——士和绅，只是关注的角度不同，书写的形式不一样而已：“谈谈李庄”的话题，作者是从李庄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特殊文化现象的角度追忆与李庄有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是写实性的；而“张生全的小说写作”的话题则是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探讨文学写作应秉持的态度，是虚（小说写作）实（写作者的写作）结合类的。而关于文学话题的探讨，则是从“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角度讨论道统传承上的话题。三篇文章看似作者讨论的点不同，但是分析思想的核心，它们都是站在“人”的角度探讨人的立世与社会共存的话题。采取形式上游离与内容方面聚合的方式探究“人与社会”关系的书写方式，因为文化与有血有肉的人联系起来，被赋予文化的温度和质感。
说到“李庄”，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西南联合大学、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至于李庄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知之甚少。《士与绅的最后遭逢——谈谈李庄》一文从“士与绅”的角度探讨了特殊时期形成的“李庄文化”。因为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所以当地以“上层建筑反哺经济基础”的思维开发“李庄”蕴含的市场经济价值。“做李庄旅游的开发，其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就是研究李庄的文化。”不过，文化与孔方兄结缘如果对接不好，文化就会变质变味，尤其是李庄这样特殊地方蕴含的文化精髓。苦难多艰的国运，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面临至暗的时期。李庄以其博大的胸襟接纳“那么多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及其他所、国立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等。于是，“寄住者的故事和接纳者的故事”的叙述在李庄慢慢铺展开来。不过，在双向故事叙述中，寄住者的故事是让位于接纳者的，因为没有接纳者无私接纳与救助，寄住者只能奔突于硝烟炮火中。而从当时接纳者的社会阶层看，绅扮演着绝对重要的角色。这样，寄居者的“士”与接纳者的“绅”在李庄完成最后一次交汇。“李庄故事里的两个方面的主角，恰巧是中国上千年传统社会结构中，两个最重要的阶层最后一次在中国历史中同时露面，在中国文明史上最后一次交汇。”在世人的思维里，谈及“绅”， 思维里首先跳出的就是土豪劣绅，不自觉地会把“绅”划入盘剥、凶残、嗜血成性的阵营。而回顾中国历史，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催生的特定阶层，绅曾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乡村。“绅呢，就是大部分在中国的乡村，聚集财富，维护道统，守正文化。”从这一点看，绅并非世俗所定性的寄生者、盘剥者，为害一方者。不可否认，既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其间肯定有害群之马。正所谓，一只老鼠祸害一锅汤，因为极少数无恶不作者而让整个群体蒙受不白之冤，实乃可叹。从“李庄现象”到“李庄文化”，其间蕴涵着深邃的民族精神和华夏文明的精髓。“绅”与“士”的的交汇，让中华文化再次绽放光芒。
李庄的“士”与“绅”交汇让中华文化溢出独特的馨香，这种意蕴是真实的、独有的。对这种气蕴的感受与书写必定是站在现实的角度，通过那年那月留下的点滴历史印痕回望那人那事。当用小说的形式书写时，不仅要回到历史的现场，也要关联现实的语境；不但要尊重“源料”的真实，还要进行合理的联想。张生全把视角对准“最后的士绅家族”，用小说的形式把读者带进“士绅家族”生活的现场。以现在为坐标原点，“最后的士绅家族”是历史风物。如何较为全面地展现家族的风貌，并给读者以真实感，不仅写作要有娴熟的技巧，写作者更要有胸怀与眼光。如果止于对技巧的追求，而没有宏阔的文化视野和共识性的情感体认，很难真正还原历史的“真相”，尤其是对历史镜像的描写和事件的文学表达。“他的小说创作是从写冯道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人物开始，再写蒙哥大帝这位马上英雄，再到写南宋末年的蒙元征服南宋过程中在四川这个重要战场的鏖战。”取材于历史的大事件——蒙哥大帝征服南宋，聚焦于历史的小人物——冯道，设场景于天府之国——四川。站在现实立场把“最后的士绅家族”作为小说书写的对象，挑战很大。“张生全从写蒙哥到写南宋末年的四川，他叫作‘大变局’，从传奇式的人物书写，看到了更宽广的社会与历史的幅面，通过这个转换，我们看到这个作家的眼光的变化与扩张。”从大视野的角度回望历史场域出现的历史人物和发生的历史事件，较为真实地还原了“历史现场”。不过，毕竟是从现实看历史，用历史的语境叙述故事，难免会出现“误差”或不足。“张生全在这本书里有他自己的眼光，对这个人物的刻画比较清晰。不过，我觉得他在表现冯道性格复杂性和多面性上还不够，他被人物的传奇性和情节的曲折性所吸引，把冯道当成是一个‘中国式的英雄’。写事多，而写性格与内心世界少了一些，影响了人物的丰富性。”
不论是士，还是绅，他们都得益于“耕读人家”的培养教育。受益于中国文化的濡染，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文化精髓融入到行动中。而中华文化正是经过这些有名或无名的士绅的接力传承，才未曾断裂。“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中国是延续历史最久、文化传承从未中断的最古老国家。”对于“历史最久、文化传承”的“最古老国家”叙事的文学书写，抱持“稳定与变化”的态度非常重要。而从整个中国文化谱系看，对国民精神和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儒道法。“至少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人价值观主体的儒道法三家学说，在道统传承上，都在变动不居的社会中，探求什么是不变的恒常：曰礼，曰道，曰法。礼是关于国家和人、人和人关系的基本伦理。道更具哲学性，因为其中还包含了对自然运行规律的宏观想象。法家，是行动派，把有利国家稳定的理念制度化，强制推行。”思想决定看问题的视角，更决定对自然万物投注的价值取向，继之直接影响写作的态度与情感。“中国文学，总体来说，从古代开始，就着眼于人的伦常、社会的兴衰、国家的治乱。”从这个角度审视文学的表达，尽管文学抒写是个人的情感外铄，但是对人、社会和国家的观照始终是书写的重心。“中国文学，从上古时代开始，不论是史传作品中的带有文学性的书写，还是诗歌抒情性的吟唱，不论情感抒发还是现实记录，意义的空间无非是在这三个思想体系间徘徊，不过是在不同人笔下各有侧重罢了。”
“文学即人学。”对人的观照，除了生命本体，更要关注人生活的社会和安身立命的国家。不论治乱，不管穷达，“稳定与变化”的双向性是保证书写不偏离轨道的保证。当然，文学书写不是图一时之快，更不是无病呻吟，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社会发展和国运的关注中，因为每个人是个体的，更是国家和社会的。
把三篇文章所写的内容放在一起分析可以看出，关于李庄和关于写作的话题，都谈到了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两个群体——士和绅，只是关注的角度不同，书写的形式不一样而已：“谈谈李庄”的话题，作者是从李庄在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特殊文化现象的角度追忆与李庄有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是写实性的；而“张生全的小说写作”的话题则是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探讨文学写作应秉持的态度，是虚（小说写作）实（写作者的写作）结合类的。而关于文学话题的探讨，则是从“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的角度讨论道统传承上的话题。三篇文章看似作者讨论的点不同，但是分析思想的核心，它们都是站在“人”的角度探讨人的立世与社会共存的话题。采取形式上游离与内容方面聚合的方式探究“人与社会”关系的书写方式，因为文化与有血有肉的人联系起来，被赋予文化的温度和质感。
说到“李庄”，人们自然会联想到西南联合大学、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至于李庄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知之甚少。《士与绅的最后遭逢——谈谈李庄》一文从“士与绅”的角度探讨了特殊时期形成的“李庄文化”。因为具有特殊的文化意义，所以当地以“上层建筑反哺经济基础”的思维开发“李庄”蕴含的市场经济价值。“做李庄旅游的开发，其中最基础性的工作，就是研究李庄的文化。”不过，文化与孔方兄结缘如果对接不好，文化就会变质变味，尤其是李庄这样特殊地方蕴含的文化精髓。苦难多艰的国运，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面临至暗的时期。李庄以其博大的胸襟接纳“那么多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及其他所、国立同济大学、中国营造学社等。于是，“寄住者的故事和接纳者的故事”的叙述在李庄慢慢铺展开来。不过，在双向故事叙述中，寄住者的故事是让位于接纳者的，因为没有接纳者无私接纳与救助，寄住者只能奔突于硝烟炮火中。而从当时接纳者的社会阶层看，绅扮演着绝对重要的角色。这样，寄居者的“士”与接纳者的“绅”在李庄完成最后一次交汇。“李庄故事里的两个方面的主角，恰巧是中国上千年传统社会结构中，两个最重要的阶层最后一次在中国历史中同时露面，在中国文明史上最后一次交汇。”在世人的思维里，谈及“绅”， 思维里首先跳出的就是土豪劣绅，不自觉地会把“绅”划入盘剥、凶残、嗜血成性的阵营。而回顾中国历史，作为特定历史时期催生的特定阶层，绅曾经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乡村。“绅呢，就是大部分在中国的乡村，聚集财富，维护道统，守正文化。”从这一点看，绅并非世俗所定性的寄生者、盘剥者，为害一方者。不可否认，既然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其间肯定有害群之马。正所谓，一只老鼠祸害一锅汤，因为极少数无恶不作者而让整个群体蒙受不白之冤，实乃可叹。从“李庄现象”到“李庄文化”，其间蕴涵着深邃的民族精神和华夏文明的精髓。“绅”与“士”的的交汇，让中华文化再次绽放光芒。
李庄的“士”与“绅”交汇让中华文化溢出独特的馨香，这种意蕴是真实的、独有的。对这种气蕴的感受与书写必定是站在现实的角度，通过那年那月留下的点滴历史印痕回望那人那事。当用小说的形式书写时，不仅要回到历史的现场，也要关联现实的语境；不但要尊重“源料”的真实，还要进行合理的联想。张生全把视角对准“最后的士绅家族”，用小说的形式把读者带进“士绅家族”生活的现场。以现在为坐标原点，“最后的士绅家族”是历史风物。如何较为全面地展现家族的风貌，并给读者以真实感，不仅写作要有娴熟的技巧，写作者更要有胸怀与眼光。如果止于对技巧的追求，而没有宏阔的文化视野和共识性的情感体认，很难真正还原历史的“真相”，尤其是对历史镜像的描写和事件的文学表达。“他的小说创作是从写冯道这样一个众说纷纭的历史人物开始，再写蒙哥大帝这位马上英雄，再到写南宋末年的蒙元征服南宋过程中在四川这个重要战场的鏖战。”取材于历史的大事件——蒙哥大帝征服南宋，聚焦于历史的小人物——冯道，设场景于天府之国——四川。站在现实立场把“最后的士绅家族”作为小说书写的对象，挑战很大。“张生全从写蒙哥到写南宋末年的四川，他叫作‘大变局’，从传奇式的人物书写，看到了更宽广的社会与历史的幅面，通过这个转换，我们看到这个作家的眼光的变化与扩张。”从大视野的角度回望历史场域出现的历史人物和发生的历史事件，较为真实地还原了“历史现场”。不过，毕竟是从现实看历史，用历史的语境叙述故事，难免会出现“误差”或不足。“张生全在这本书里有他自己的眼光，对这个人物的刻画比较清晰。不过，我觉得他在表现冯道性格复杂性和多面性上还不够，他被人物的传奇性和情节的曲折性所吸引，把冯道当成是一个‘中国式的英雄’。写事多，而写性格与内心世界少了一些，影响了人物的丰富性。”
不论是士，还是绅，他们都得益于“耕读人家”的培养教育。受益于中国文化的濡染，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文化精髓融入到行动中。而中华文化正是经过这些有名或无名的士绅的接力传承，才未曾断裂。“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中国是延续历史最久、文化传承从未中断的最古老国家。”对于“历史最久、文化传承”的“最古老国家”叙事的文学书写，抱持“稳定与变化”的态度非常重要。而从整个中国文化谱系看，对国民精神和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的是儒道法。“至少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人价值观主体的儒道法三家学说，在道统传承上，都在变动不居的社会中，探求什么是不变的恒常：曰礼，曰道，曰法。礼是关于国家和人、人和人关系的基本伦理。道更具哲学性，因为其中还包含了对自然运行规律的宏观想象。法家，是行动派，把有利国家稳定的理念制度化，强制推行。”思想决定看问题的视角，更决定对自然万物投注的价值取向，继之直接影响写作的态度与情感。“中国文学，总体来说，从古代开始，就着眼于人的伦常、社会的兴衰、国家的治乱。”从这个角度审视文学的表达，尽管文学抒写是个人的情感外铄，但是对人、社会和国家的观照始终是书写的重心。“中国文学，从上古时代开始，不论是史传作品中的带有文学性的书写，还是诗歌抒情性的吟唱，不论情感抒发还是现实记录，意义的空间无非是在这三个思想体系间徘徊，不过是在不同人笔下各有侧重罢了。”
“文学即人学。”对人的观照，除了生命本体，更要关注人生活的社会和安身立命的国家。不论治乱，不管穷达，“稳定与变化”的双向性是保证书写不偏离轨道的保证。当然，文学书写不是图一时之快，更不是无病呻吟，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社会发展和国运的关注中，因为每个人是个体的，更是国家和社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