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04年),是孔融任少府時向曹操推薦盛孝章的一封信。盛孝章名憲,會稽人,也是漢末名士,曾任吳郡太守,
因病辭官家居。孫策平吳後,對當時恃才放達睥睨自己的名士很是嫉妒怨恨,盛孝章因此曾經外出避禍。孫策死後,孫權繼續對他進行迫害。孔融與盛孝章是很好的朋友,知道他的處境危急,所以特地寫了這封信,向當時任司空兼車騎將軍的曹操求救。曹操接信後,即徵召盛孝章為都尉,徵命還沒有送到,盛孝章就被孫權殺害了。
此信名重當時,流馨千秋,妙不可言,其內容之豐富,語言之精粹,實乃一篇富有時代特點的曠世傑作。要而言之,其妙在以下四端:情沛,理充,言約,義豐。
從“風月不居”到“友道可弘矣”是以情感動曹操。其中,有對人生易老、歲月如流的感慨,有對故舊日稀、知交凋零的哀歎,有對幸存者孤危悲苦處境的憂愁,還有對世態炎涼、人情日薄的憤激,這些都是從人類的通情共性出發,旨在讓“古直,甚有悲涼之句”的曹公產生共鳴,使其傷時憂生憫亂重友的美德再度喚發,激發起對於當前幸存者和朋友的同病相憐和拯救之心。這些情,既是對人類真情的再現,更是作者崇高的志趣、真誠執著而又美好的心靈的外化,它們的力量是不可戰勝的,曹操果為所動,不久便發出“制命”,前去召見盛憲。
從“今之少年”到“弱路者矣”重在說理,旨在以無可辯駁的道理使曹操從理智上接受盛憲的懇請。其理有三:一是盛憲有“天下大名”,足值一救;二是救盛憲,必招致天下人才同往,這是匡復漢室之必須。這理條條服人,步步深入,對曹操自然非常重要。到此,表和理便都說透了。
信的末二句既是必要的自謙,又是一個美妙的補充,既見出作者的人情練達、高深修養,又得古代文人互敬互重、互知互諒之美德,同時使文意更加完美,天衣無縫,真是一石數鳥,得一箭多雕之妙。
此信名重當時,流馨千秋,妙不可言,其內容之豐富,語言之精粹,實乃一篇富有時代特點的曠世傑作。要而言之,其妙在以下四端:情沛,理充,言約,義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