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蘇軾《南安軍學記》

2026-04-10 07:42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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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記學宮 紹隆文教
——讀蘇軾《南安軍學記》
《南安軍學記》是蘇軾遇赦自海南北歸途中，途經南安軍（今江西大餘）時所作，係其晚年闡述文教理念的重要散文。此文以“作記學宮、紹隆文教”為核心，既回溯上古至漢唐的學校制度與文教傳統，批判當時學校僅存“絃誦”形式、失卻取士論政本義的弊端，又盛贊南安太守曹登興建軍學的功績，借為學宮作記之機，係統闡發了自己“興學育人、經世致用”的文教思想，字裏行間滿是對文教興盛的殷切期盼，彰顯了一位文人學者的責任與擔當。
文章開篇，蘇軾便以古今對比的視角，直擊當時學校教育的核心弊病。他指出，古代治國的四大支柱：井田制、肉刑、封僵仆、學校，如今已大多消亡，唯有學校得以留存，卻早已失卻了古時的本義。古時求學的目的有四，核心是通過學校選拔人才、議論政事，次要則是誦讀詩書、修身養性；而如今的學校，只剩下單純的誦讀之功，昔日“取士論政”的核心功能已蕩然無存，這份對比中，滿是蘇軾對文教式微的惋惜與憂思。
為了闡明古代學校的真正功用，蘇軾引用舜帝的言論，詳細解讀了上古時期的“學政”理念。舜帝曾說，對於頑劣奸邪、搬弄是非的人，要通過射侯之禮明辨其善惡，對屢教不改者加以鞭撻並記錄其罪過，

對有改過之心者則予以包容、希望其與眾人共生共樂。蘇軾逐一註解關鍵詞：“格”是改過之意，“承”是舉薦之意，進而闡釋舜帝的學政核心。教化惡人莫過於舉薦善人，對可教化者以射禮舉薦，對頑劣者加以懲戒，並非憎惡他們，而是希望其改過自新；同時讓樂工采集民間歌謠與議論，觀察其本心，改過者則舉薦任用，執迷不悟者則加以懲戒、流放，這便是上古時期最為完備的學政體系，也為後文論述南安軍學的價值埋下伏筆。
針對“射禮與善惡評判無關，為何舜帝稱‘候以明之’”的疑問，蘇軾給出了深刻解答：射禮的核心並非評判射術高低，而是召集眾人、評議士人，唯有眾人意見統一，才能對士人的品行與才能做出定論。他以孔子在矍相之圃射箭為例，當時觀者如堵，孔子讓弟子舉觥罰酒，三次淘汰不合格者，最終僅餘少數人，可見以射禮召集眾人、評議士人，是由來已久的傳統。隨後，他又引用《詩經》“在泮獻囚”“在泮獻馘”與《禮記》“受成於學”的記載，印證古代取士、議政、議定軍功，皆需在學校進行；再舉子產不毀鄉校、傾聽百姓議論執政的事例，闡明學校不僅是育人之所，更是議政之地，是君主瞭解民情、改進治理的重要渠道。蘇軾進而強調：有學校而不用於取士、議政，等同於沒有學校，一語點破當時學校教育的核心弊端。
在回溯古代文教傳統後，蘇軾談及東漢學風，既肯定其興盛，也剖析其衰敗的根源。他指出，東漢學風最為興盛，讀書人達數萬人，其言論足以影響時勢、褒貶人物，三公九卿皆屈尊禮遇士人，官員選拔多出自士人舉薦，其取士議政的模式，已接近上古理想狀態。然而，東漢最終卻爆發了黨錮之禍，文教興盛反而釀成災禍，究其原因，蘇軾直言：這是王者之政的範疇，當沒有聖明君主執政時，士人僅憑個人私意推行學政、參與議政，必然會引發紛爭與災禍，這份見解既深刻通透，也暗含對當時朝廷文教政策的隱憂。
筆鋒一轉，蘇軾從古代轉向當下，盛贊南安軍學的興建，以及太守曹登的仁心與擔當。他指出，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朝廷多次重視興辦學校，即便偏遠荒僻的郡縣也必有學堂；而南安軍地處江西南部，儒學底蘊深厚，可與福建、四川等地媲美，為軍學興建奠定了良好基礎。時任南安太守的曹登，以善於治郡聞名，所到之處必定興建學校，因此南安軍學的規模與規制，在江西境內首屈一指。
蘇軾詳細記述了南安軍學的興建過程：曹登是位仁厚且勇於擔當的官員，興建軍學時，他親力親為、勇擔責任，不計事務繁難，立志必成。南安的士子們被曹登的誠意所感動，無需勸勉便主動出力相助。軍學建設共耗費官府錢財九萬三千，民間捐助更是不計其數，建成房屋一百三十間，其中禮殿與講堂的規模，可與大州郡守的居所相媲美，學校所需的各類用具，無不完備整齊。曹登還利用剩餘經費，增設廩食，供養了數百名學子。軍學自紹聖二年冬季動工，至紹聖四年春季建成，而學校建成之時，曹登已調任潮州，這份“功成身退”的胸襟，更讓蘇軾深感敬佩。
文章結尾，蘇軾點明作記的緣由：他從海南北歸途中經過南安，詳細聽聞了南安軍學興建的始末。南安的士子們對曹登的恩德感念不已，便整理出軍學興建的詳細經過，背著糧食追隨蘇軾三百餘里，懇請他寫下記文，記錄下這一盛事。蘇軾感慨，興辦學校本是王者的事業，因此開篇便以舜帝的學政理念告誡學子們：舜帝的境界過於高遠，難以企及，但有曹登這樣的賢明太守，學子們仍可傚彷鄭子產，堅守仁心、務實有為。最後，他勉勵南安學子，勤勉向學、修身立德，不辜負古人的期望，不辜負曹登興建軍學的苦心，也不辜負文教傳承的使命。
《南安軍學記》通篇莊重醇厚，脈絡清晰，將上古學政、歷代文教與南安軍學的實踐緊密結合，既批判時弊，又彰顯希望，是一篇“以文載道、紹隆文教”的佳作。蘇軾以自身的學識與閱歷，闡明了學校的核心價值：不僅是誦讀詩書的場所，更是取士議政、教化育人、經世致用的載體；而曹登興建軍學的舉措，正是對古代文教傳統的傳承與踐行，也是蘇軾心中“賢太守興文教”的理想典範。在歷經半生貶謫、遇赦北歸的心境下，蘇軾寫下這篇記文，既是對南安軍學的肯定，更是對整個宋代文教興盛的殷切期盼，為後世留下了寶貴的文教思想遺產，也讓“作記學宮、紹隆文教”的理念，穿越千年依然熠熠生輝。

附原文《南安軍學記》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僅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者則取士論政，而其小者則絃誦也。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是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其罪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未可終棄者，故使樂工采其謳謠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其不悛者，則威之、屏之、僰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
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曰“侯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敘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蓋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于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產：“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產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有學而不取士、不論政，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朝廷自慶曆、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三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廩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
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侯不已，乃具列本末，贏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為鄭子產也。學者勉之，無愧於古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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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南安軍學記》是宋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蘇軾遇赦自海南北歸途中，經江西南安軍，應太守曹登之請而作。此文並非單純記營建之工，而是一篇系統闡述其教育思想、政治理想與文化觀的宏文，充分體現了蘇軾作為一代文宗對地方文教建設的深刻思考。在北宋新舊黨爭、學術紛擾的背景下，蘇軾此文回歸儒家教育本源，強調人情、物理與實踐的統一，體現了其一貫的“求真”“求實”“求用”的思想風格。這不僅是給南安軍學的寄語，更是對宋代乃至後世教育發展的深切矚望。
為國：有治國。井田制：土地國有，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八家各私百畝，中間百畝為公田，同養公田。肉刑：相對上古象刑發展而來，包含了墨（刺面）、劓（割鼻）、刖（斷足）、宮（毀生殖器）等殘害肢體的刑罰。封建制：封邦建國，天子分封諸侯，諸侯分封卿大夫，層層分權，世襲統治。學校：古代教育體系，中央有國學（辟雍、泮宮），地方有鄉學，教育內容為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及人倫教化。
為學：猶治學。包含了取士、論政、絃歌與誦讀四個方面。其中大的方面有取士與論政。取士：指培養、選拔治國理政的人才；論政：指研究、討論國家政事、典章制度、治亂得失。小的方面有絃歌與誦讀。絃原指弦歌，引申為禮樂教化的實踐與涵泳；誦指誦讀經典，學習文獻。發展到宋代僅剩誦讀了。
《尚書·臯陶謨》：“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併生哉！工以納言，時而揚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文意是對於那些愚鈍、好進讒言的眾人，如果他們不遵從正道（不在是）的話。要設立明確的標準（法度）來教化他們，使他們明白是非；對於輕微的過錯，可以用“撻”（懲戒）來讓他們記住教訓。（對他們的言行善惡）要記錄下來，目的是希望他們能改過遷善，與眾人和諧共處。讓言官（或樂師）負責采納聽取言論，把其中正確、有益的言論宣揚出來。如果他們能改正歸正，就接納並任用他們；如果執意不改，就要施加刑罰以示威嚴。格之言改也：即格便是改正的意思。
《論語·為政》：“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左傳·昭公十三年》：“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齊犧：古代諸侯結盟時使用的純色祭牲。
不率：不遵循。疾之：記恨他。與之並生而同憂樂：謂通過教育的手段達到同生與同喜樂的境地。
言對有過錯的士子並非拋棄他。而是派遣“樂工”（上古采詩之官，類似文化官員）去採集這些士人的“謳謠諷議”（歌謠、諷喻、議論）。通過分析其言論內容來觀其心。對於改過便推薦且用之。對其中悔改（不悛）者施加刑罰威懾，乃至屏退、放逐到“僰”地（西南蠻族聚居區）。寄之：疑為“羈之”之誤，即拘禁、管束。此舜之學政也：這便是舜的教育制度。
射在中國古代（尤其是周代）是“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之一，侯：指箭靶。《禮記·射義》：“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古代通過射禮這一“標準化公開測試”，一個人的內在品質（是否“正”、是否“和”、是否“勇”、是否“恭”）得以在“侯”（箭靶/標準）面前被“照亮”和“顯明”。
《禮記·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后者不入，其余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己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可見，射是載體，是形式，其真正目的是“致眾”（社會動員）與“論士”（價值甄別），是在大庭廣眾之下，用層層遞進的道德標準進行篩選。
《詩經·魯頌·泮水》：“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矯矯：威武貌。虎臣：如虎般勇猛的臣子。泮：泮宮。獻馘：報告戰果，論功行賞。淑問：善問，指公正、明察地審訊。臯陶：上古傳說中舜帝的司法官，以公正明察、善斷獄訟著稱。獻囚：審訊俘虜，明正典刑。
《禮記·王制》：“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注》：“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吿。”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人游於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蘇軾在此進一步強調教育的功能，在於論政與取士。
噓枯吹生：形容善於言談，能說會道。三公九卿：系中央集權的重要官員。三公包括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九卿指治粟內史（國家財政）、廷尉（司法）、典客（民族事務）、奉常（宗廟禮儀）、郎中令（皇帝侍從）、少府（皇家財政）、衛尉（宮廷警衛）、太僕（皇帝車馬）、宗正（皇家宗族事務）。折節：降低身份禮待他人。三府：三府掾是東漢時期的官職，為司徒、司空、太尉三公府下屬屬官的統稱。辟召：徵召入仕。黨錮：東漢桓、靈二帝統治時期官僚士大夫因反對宦官專權而遭禁錮的政治事件，所謂“錮”就是終身不得做官。黨錮的政爭自延熹九年（166年），一直延續到中平元年（184年）。王者不作：指君王自身無所作為。禍敗：災禍與失敗。
慶曆、熙寧、紹聖：分別爲宋仁宗、宋神宗與宋哲宗的年號。
南安：北宋淳化元年（990年）在江西設立的行政區劃，隸屬江南西路，轄大庾、南康、上猶三縣。曹登：字不詳，爵稱“朝奉郎”，故尊稱爲“侯”，時任南安太守。劇易：事情的輕重或難易程度。
不勸而力：不佳勸勉而自行努力。助者不貲：指民間（士紳、商賈、百姓）的捐助無法計算、數額巨大。嚴具：嚴謹、齊備。廪给：指生員的膳食津貼、助學基金等。學成而侯去，今為潮州：謂曹登將學宮建成便離開，現任潮州太守。
元符三年（1100年）四月，蘇軾獲赦北歸靖國南安。德侯：感恩曹登。贏糧：自帶乾糧。士子們為尋蘇軾，跋涉了三百多里。
王者：帝王或天子。這裏的“王者事”指國家大事。學政：教育事務的管理。
勸勉學子努力，無愧於古人。

讀蘇軾《南安軍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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