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之一百四十五:《家庭教育学应该成为大学生的必修课》
2024-11-14 05:39阅读:
随笔之一百四十五:
《家庭教育学应该成为大学生的必修课》
赵忠心
(2018年3月1日星期四)
前几天,一位年轻
的女博友在微博中给我写了这样一封信。信中说:
赵老师,您好!
关注您有一段时间了。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家庭教育不能像政治一样成为必修课,或者说成为普及课程(不需要像专业人士那样学的很仔细)?只需要让那些正在上学,以后将要为人父母的年轻人,早早的在大学四年内知道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给我写这封信的年轻朋友,很有可能是在读的大学生。大概因为她关注了我的博文一段时间以后,产生的这个想法。
这位博友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具有普遍意义。我跟她商量,能不能公开答复她的问题。她应允了。
她问,为什么家庭教育不能像政治课那样,也成为高等学校学生的一门必修课?就这个问题,谈谈我的一些想法。
一
我们每个人,在一生当中,有很多的职业供大家选择。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特长和自身条件,自主选择做技术工人、农民、军人、艺术家、运动员、警察、教师、教授、教育家、科学家……
但无论在社会上从事什么职业,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有一种“职业”是不容人们推辞的,那就是“家长”。
男人和女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总是要结婚的。结婚就免不了会有孩子。有了孩子,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父母,做起了家长,就要承担培养教育子女的社会责任。
在社会上,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需要有专业技能,具备职业道德,遵守职业规范。这就需要进行或长或短时间的培训,获得职业资格才能上岗。
马克思说过,法官的行业是法律,传教士的行业是宗教,家长的行业的教育子女。
我们每个人从一出生到成年,一般都要接受三种教育:一是家庭教育,二是学校教育,三是社会教育。这三种教育,对人们来说,就像是是一座“综合加工厂”。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庭教育则是第一道“工序”。家庭教育是给人生“打底色”,究竟有多重要,是不需要论证的。
人是高等动物,在世界上是最为复杂的。培养人的教育工作,是转化这最复杂的事物,解决世界上最为复杂的矛盾。复杂的矛盾,就必须用最复杂的方法去解决。也就是说,教育人是最为复杂的劳动。
按理说,承担如此之重要社会责任,解决如此之复杂矛盾的家长,应该掌握相应的家庭教育知识,起码应该包括生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方面的知识,具备一定是教育孩子的能力。“上岗”之前,应该进行适当的培训。
然而,如古人所说:“未有先学养而后嫁者也。”自古至今,唯独家长这个“职业”,很少有经过专业的培训才上岗,承担培养教育子女的责任的。
给人感觉,好像家长都是“天生”的,培养教育子女的“职业技能”、“职业道德”、“职业规范”是与生俱来的,是不学而能。难道培养教育子女是世界上最为简单易行、无师自通的事?
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发现,有很多令人感到奇怪的事:
有的家长是高级干部,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有的家长是军队的高级将领,能够统帅千军万马,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有的家长是学校的优秀教师,什么样的学生,什么样的班级,都能管理得很好;有的人具有很高的学历、学位,在单位是骨干,在事业上是中坚。可在家里,就是管不了自己的孩子,在孩子目前是束手无策,一筹莫展。
这是为什么?因为家庭教育是一种很特殊的教育,具有与众不同的特殊规律。而被人们所忽略,没有认真地思考、学习、钻研家庭教育的问题。
要承担起社会赋予人们的这项特殊的职责,不能不对家庭教育刮目相看,不能不认真钻研家庭教育的特殊规律,探索家庭教育的奥秘,学习教育子女的有关科学知识。
二
1965年,我从师大毕业以后,分配到师大附中工作。在那里工作了十五个年头。在工作实践中,我发现学生在学校的表现是千差万别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学生是分别来自不同的家庭,接受了不同家庭的熏陶,接受了不同的家庭教育。这是根本原因所在。
1980年,我重新回到师大。希望专门从事家庭教育理论研究,对加强、改进我国的家庭教育做一些事实。
虽然领导并不赞成我的选择。但我还是固执己见,跟领导达成了一个口头“协议”:
“能不能让我试着做一做。做成功了,就让我继续做下去;若不成功,不用领导发话,我自动卷铺盖卷离开北师大。”
1986年,我我工作的北师大开设家庭教育学选修课。在此之前,我们国家还没有人专门从事家庭教育理论研究,更没有人在大学开设家庭教育学这门课程。我成了我国家庭教育研究领域的“孤独的拓荒者”,“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当时,我们学校共开设了二十多门选修课。选修的学生,多的,是百十人,少的,也就几十人。
谁也没有料到,我的选修课程一公布,竟然有一千二百多学生报名选修!
当时,我们学校有十六个系,一千六百多个学生。报名选修我的家庭教育学课程的学生占了全校学生的四分之三。
我们学校最大的教室是“五百座”,只能容纳五百位学生。我第一次去上课时,发现“五百座”教室门前,站着黑压压的一大片学生。我以为是发生了什么事故。
我走上前,小心谨慎地询问站在教室外边的学生,你们是来干什么?怎么不进教室?
因为我还没有上过课,学生还不认识我。有学生回答说:“教室里,一个座位都没有了。”
我赶紧进入教室,一看,我惊讶了:“五百座”座无虚席,人满为患。座位中间的通道上,座位四周的甬道上,窗台上,我讲课的讲台周边,也都有很多学生席地而坐。
哦,原来是学生来上我的家庭教育学课。我被这个“阵势”惊呆了!
那天,我是回师大以后,第一次给学生上课。一个上午,我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学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没有一个学生走动或离开课堂的。
下课后,我随着学生往教室外边走。学生们一个个都很兴奋,有的说:“这家庭教育学还真新鲜!老师讲得很好,很有意思!”
有的说:“这个阵势,这么多人听课,实为少见!只有谢晋来学校讲电影的时候,才有过如此之盛况!”
我随便找了几个学生问她们:“你们怎么都来听我的课?”
有的学生说:“在大学开设家庭教育学课,在国内是第一个。在此之前,闻所未闻。我们想听听,家庭教育学究竟要讲些什么?”
有的女学生则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将来,都要结婚,都要生孩子,做父母。现在又不让多生孩子,如老师您所说的,孩子的数量少了,就得要追求孩子的质量。未雨绸缪,我们得早做准备。”
我万万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学生选修我的选修课程。看来,我的家庭教育学课,是开对了。
我跟学校教务处反映了第一天上课的情况。教务处的老师说,我们学校再也没有比“五百座”更大的教室了。
教务处决定,将选修我课的学生分成两拨,一个星期让我讲两次课。这样,虽然会增加我的负担,我还是很高兴的。
能够受到欢迎,表明学生是需要的。被需要,体现的是一种价值。
我第一次开设家庭教育学课程的盛况,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媒体都当做重要新闻做了报道。
1987年,我应邀为中国女子学院开设了一个学期的家庭教育学课程,共三十二个课时。也受到女子学院学生的欢迎。
受到学生的欢迎,这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也使我进一步坚定了专门研究家庭教育理论的信心。
三
1994年,我的《家庭教育学》一书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建国以后,我国第一部家庭教育学的学术著作。
我的这部书问世以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不仅受到国内学术界的关注,也传播到台湾、香港、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东方文化圈的一些国家。
《家庭教育学》一书,1995年,获得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妇秀图书二等奖。
1996年,获得北京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1999年,经过专家评审,教育部指定《家庭教育学》为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教材。
2001年,教育部又指定为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此后,国内很多高等学校,包括师范院校、教师进修院校、共青团院校、妇女干部院校,纷纷以我的《家庭教育学》一书为教材,开设了家庭教育学课程。课程类型,有的是必修课,有的是选修课。
由于开设家庭教育学课程的学校越来越多,我的《家庭教育学》一书,从1994年出版第一版,几乎年年印刷数万册。
迄今为止,已经出版第三版,印刷二十一次,发行达数十万册。
据人民教育出版社说,我的《家庭教育学》一书,在高等学校教材中,是发行量最大的;也是我国家庭教育领域绝无仅有的“常销书”。
家庭教育是关系到家家户户的事,关乎亿万孩子的健康成长。在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只是部分高等学校的学生接受了家庭教育的理论学习,是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
四
在国外,据了解,只是巴西这个国家已经开始对未婚的青年进行家庭教育知识方面的培训。要求准备结婚的青年,必须接受一段时间的培训。通过学习、考核,合格之后方能结婚。
1899年,日本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设立技艺科,标志着日本正式设立了家政教育机构。随后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又成立家政科,私立日本女子大学也成立了家政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对教育进行改革,废除原来的修身、缝纫、手工课,改设社会科和家政科,规定中学开设技术家政科,大学开设家政科。同时,家政教育也不再仅限于女生,而改为所有学生的必修科目。1949年,日本全国性的家政学学会诞生,成为日本家政学发展的权威机构。目前,日本的高等学校,尤其是国立大学都设有家政学研究所。
在大学里开始家庭教育学课程的国家,还没有听说过。
给我写信的这位年轻博友所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有关部门予以关注。不仅师范院校要开设家庭教育学这门课,其他的高等学校,也应该开设这门课。最好成为我国高等学校的一门必修课。
我热切地期待着。
(2018年3月1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