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什么删述六经？笔削春秋？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明隆庆六年初刻版《传习录》徐爱录第
2022-05-17 12:38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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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劝说他，他才特别高兴。然而，这样也就不能与殷、周的德行相媲美了。”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王道的先进处，不仅在于王道抓住了人性根本，也在于它顺从了万物运行的规律，只要人性的天理得到复归。人性的明德得到澄明，这个唯一的东西在，那么外在惟精的过程和形式都是可以因时而变的，比如礼制，法制等。只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对社会进行治理，又能像禹、汤、文王那样一切均以道为根本，而不是根据功利行事，那家国天下和谐盛世，长治久安，大道之行就是自然的事。
今译——
“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王道的先进处，不仅在于王道抓住了人性根本，也在于它顺从了万物运行的规律，只要人性的天理得到复归。人性的明德得到澄明，这个唯一的东西在，那么外在惟精的过程和形式都是可以因时而变的，比如礼制，法制等。只要根据时代的变化对社会进行治理，又能像禹、汤、文王那样一切均以道为根本，而不是根据功利行事，那家国天下和谐盛世，长治久安，大道之行就是自然的事。
今译——
徐爱请先生比较一下文中子王通和韩愈。
先生说：“韩愈是文人中的英材，王通是一位贤能大儒。后世之人仅凭文章尊崇韩愈，其实，相比之下，韩愈比王通差得多。”
徐爱问道：“为什么王通有模拟经书的错误？”
先生说：“模拟经书是非对错不能一概而论。你姑且讲讲后世儒学人士编著的目的与模拟经书有何分别？”
徐爱说：“后世儒者的编著不是没有求名之意，但明道是最终目的。而模拟经书完全是为了求名。” 先生说：“以编著明道，仿效的又是什么呢？” 徐爱说：“孔子以删述六经的途径来明道。”
先生说：“既然如此，模拟经书不就是仿效孔子吗？” 徐爱说：“编著须对道有所发明阐释， 模拟经书仿佛只是仿照经书的形式， 大概于道无补。”
先生说：“你所谓的明道，是指返朴归真，使道在平常生活中落实呢？还是指华而不实，借此哗众取宠 呢？天下纷乱，主要是因为重虚文、轻实行。天下之道倘若光明，如此也就无所谓删述六经。孔子对六经的删述是万般无奈之下才为之。自从伏羲画卦，到文公、周公，其中论《易》的如《连山》、《归藏》等著述纷纭繁复，种类数不胜数，《易》道因此乱作一团 。孔子发现天下一天天盛行文饰之风，认为如此延伸只会目无纲纪，所以效法文王、周公关于《易》的论述，觉着只有他们的主张才把握了《易》的宗旨。
于是众多观点被废弃，天下论《易》始归一统。《诗》、《书》、《礼》、《乐》、《春秋》无不如此。《尚书》自《典》、《谟》之后，《诗经》自《周南》、《召南》之后，如《九丘》、《八索》，许多婬邪妖冶之句，达成百上千篇。《礼》、《乐》的名物度数不计其数， 孔子均作了删削述正， 自此其他说法才终止。
在 《书》、 《诗》、《礼》、《乐》之中，孔子不曾增添一句话。现今《礼记》中的解释之词，大多是后世儒生附会而成，不再是孔子的原本了。以《春秋》来说，虽称是孔子之作，但都是在鲁史之旧文上笔削而成。所谓‘笔’，亦即照抄原文；所谓‘削’，亦即删减繁复，这样只少而不会多。孔子传述六经，担忧繁文扰乱天下，虽想简略却不能彻底做到。他要求人们不要死扣经典中的字句，应当追求经典的本质。他并非要用文辞来教化天下。《春秋》之后，繁文日益盛行，天下一团 漆黑。秦始皇因焚书而得罪天下，由于他是出自私心，更不该焚毁六经。
秦始皇当时若志在明道，把那些背经叛道的书全拿来烧掉，就会正合孔子删述的本意。从秦汉以来，著述之风愈刮愈烈，要想彻底废止根本不可能了。只得效仿孔子的作法，对那些和经书道理接近的加以表扬，那些荒诞无稽之论，也就慢慢消失了。我不明白文中子王通当初模拟经书是何意图，但我极力赞成。我认为，圣人即便再复出，也是不会否认这种观点的。天下之所以混乱不堪，只因为写文章的多，实干的少。人们各抒己见，争奇斗异，喧嚣于世，这只会混淆人们的视听，蒙弊世人的耳目，使他们只去争相修饰文辞，力追声名，而不再懂得还有崇尚真实、返朴归淳的切行。这些都是著书立说的人所导致的。”
徐爱说：“有些时候，著述是不能缺少的。比如《春秋》这本书，如果没有《左传》作解，人们大概也是难以读懂的。”
先生说：“《春秋》必须有《左传》才能明白，这样，《春秋》不就成为歇后谜语了。圣人作如此艰深隐晦的文章，又何苦来哉？《左传》大多是《鲁史》的原文，如果《春秋》要凭借《左传》才可读懂，那么，孔子删削它，又有何必要呢？”
徐爱说：“程颐先生也认为‘《传》是案，《经》是断。’比如，《春秋》上记载弑某君、伐某国，如果不知道事情的原委，大概也难以作出确切的判断。”
先生说：“程颐先生这一句话，差不多也是承袭后世儒生的说法，没有理解圣人作经的本意。比如写‘弑君’，弑君是罪过，为什么还要问弑君的经过呢？讨伐的命令该天子发布，写‘代国’，就是说讨伐某国便是罪过，为什么还要问伐国的经过呢？圣人传述六经，只是端正人心，只是存天理、去人欲。对于这些事情，孔子曾经就说过。孔子常依据人们的问题，对各自的程度与性质作不同的回答。他也不愿多讲，只怕人们在语言上挑剔，所以他才说：‘予欲无言’。
如果是些灭天理纵人欲的事，又怎能详细作解呢？详细地告诉人们等于是助纣为虐呀！因此《孟子·梁惠王上》讲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这就是孔门家法。世俗的儒者只讲霸道的学问，因而他们要精通许多陰谋诡计。这完全是一种功利心态，与圣人作经的宗旨南辕北辙，他们怎么想得通呢？”
因此先生感叹地说：“如果不是诚达天德之人，我很难与他谈论这个问题！”他接着说：“孔子曾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也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除《尚书》，即使是尧、舜、禹这四五百年间的历史，也仅存数篇。除此之外，难道再没有值得称道的事吗？虽传述的仅有几篇，但圣人的意图再明了不过了。圣人仅是剔除繁文，后儒则要雪上添霜。”
徐爱说：“圣人著经，仅为了去人欲，存天理。春秋五霸之后的事，圣人不肯把详情告诉人们，确实如此。那么，尧舜之前的事，为什么统统省略，丝毫不可得见？”
先生说：“伏羲、黄帝时代，历史久远而不详尽，流传下来的自然很少。这也是可以想象的，其时民风淳朴，重文彩的现象一无所有。这就是上古社会，非后世所能比拟。”
徐爱说：“《三坟》之类的书，也有流传下来的，为什么孔子也要删除它？”
先生说：“就是有流传下来的，也因人世的变化而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风气更加开化，文彩日愈讲究，到了周末，想再恢复夏、商的习 俗，已不可能，唐虞时的习 俗就提也不要提了，更何况是还早的伏羲、黄帝时的习俗？各朝代治世的表现不同，但遵循的仍是一个道。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周文王、周武王的治世方法正是尧、舜的道，然而都依各时情况而行，他们各自的政令制度互不相同。因此，就是夏、商的政措在周代实施，亦有不适宜之处。所以，周公里想并采禹、汤、文王的举措，碰到不合适的地方，还需夜以继日地深入研究。更何况远古的治世方法，又怎能重新施行？这正是圣人删略的原因。”
先生接着说：“但求无为而治，不能像禹、汤、文王那样依据时代的具体情况而进行治理，去非要实行远古的风俗，这是佛教、老庄的主张。根据时代的变化对社会进行治理，却不能像禹、汤、文王那样一切均以道为根本，而是根据功利行事，这正是五霸以后治世的情形。后世许多儒生翻来复去地讲说，都只讲了一个霸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