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弃置流放”到“闲棋备患”：宋高宗对张浚政治权术的演变
2026-04-01 11:02阅读：
从“弃置流放”到“闲棋备患”：宋高宗对张浚政治权术的演变
——以绍兴四年、九年“福州之命”为中心的考察
张浚作为南宋初年主战派的领军人物，其一生数度沉浮，与宋高宗赵构的牵绊尤为深曲。纵观其建炎、绍兴年间的政治轨迹，“福州”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理坐标，在其命运转折中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绍兴四年（1134年）与绍兴九年（1139年），宋高宗两次将张浚“放”于福州，但若深究这两次处置的前置动作与后续演变，实则呈现出“先弃后起”与“明升暗放”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套路。通过对这两次过程中宋高宗下达的诸多诏书文辞进行剖析，可以深刻揭示其在“防范权臣”与“苟安求和”之间的帝王心术演变。
一、绍兴四年：“先弃后起”与皇权焦虑下的危机妥协
绍兴四年对张浚的处置，是宋高宗在相对和平的间隙对潜在权力威胁的一次清洗，随后因外部危机爆发而被迫作出的妥协。福州在此阶段，纯粹是作为残酷政治流放地而存在的。
（一）“进门缴械”：兵权褫夺与福州之贬的威权震慑
张浚此前出使川陕，形成了“专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权”的局面，宋高宗忧心其功高盖主，深忌其在地方坐大。虽然在富平之败后，张浚仍以知枢密院事之职兼顾川陕防御，并借道了解荆湖内敌（如杨么势力）的形势，以此作为政治缓冲，在回朝路上走走停停、拖延了约八个月以规避朝廷极严厉的惩罚。然而，当绍兴四年二月张浚最终踏进临安城门时，高宗的雷霆手段还是随之而来。高宗瞬间褫夺其军马与财权，将其划归内藏库，随后启动台谏机制，任用辛炳等人以“狂悖无礼、飞扬跋扈”等罪名进行猛烈抨击。短短数日内，张浚连降数级，落职奉祠，被“放”于福州居住，“从者皆去，肩舆才两人”。这一阶段的“弃”，手段雷厉风行，此时的福州，是高宗用以安置受惩处臣僚的边缘化冷宫。至于高宗为何如此忌惮，正如后来赵鼎在辞免都督之职时所敏锐指出的那样：“大抵专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权，则小人不安其分，谓爵赏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时蜀士至于醵金募人，诣阙讼之，以无为有，何以自明！”高宗的“弃”，本质上
是对臣下权力越界引发朝局不安的极端清洗。
（二）“出榜朝堂”：迫于危局的急起与前线抗敌的妥协
然而，这种内部权力清洗很快被外部危机打断。同年九月，伪齐与金兵联军大举南下，两淮震动。高宗迫于形势，不得不打破弃用状态，重新起用张浚，令其“日下起发”，复知枢密院事。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急起”，高宗并未让张浚留在中枢，而是命其“即日往镇江视师江上”，推向了抗敌最前方。为了安抚张浚并赋予其统兵合法性，高宗特意下发了辨诬诏书（即宋高宗以张浚尽忠竭节诏谕中外之诏）。在这份诏书中，高宗极力为张浚正名，称“张浚爱君爱国，出于诚心”，肯定其“究所施为，无愧人臣之义；论其成败，是亦兵家之常”。高宗甚至将此前对张浚的打击归咎于客观因素，谓“矧权重一方，爱憎易致，远在千里，疑似难明，则道路怨谤之言，与夫台谏闻风之误，盖无足怪”。最后，高宗以退为进，用“夫使尽忠竭节之臣，怀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愧焉”的自责之语，成功消解了张浚的怨气。此时的福州已被抛弃在张浚的政治视线之外，高宗通过一份充满政治实用主义的诏书，将这把刚入鞘的利刃强行逼向了镇江前线。
二、绍兴九年：“明升暗放”与和议背景下的战略冷藏
到了绍兴九年，宋高宗对张浚的处置演变为一种更为圆熟阴柔的政治套路——“先起再后方备敌于万一”。高宗的核心目标转向“求和”，而福州的定位，也从“流放地”变成了“安全备胎库”。这一过程，集中体现在高宗连下三道拒绝张浚辞免、命其赴任福州的诏书中。
（一）“与民休息”：粉饰和议的政治姿态与异见消解
绍兴九年正月，宋金和议达成。高宗“起”张浚复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以饰太平。面对和议，张浚连上疏陈，指出金人“挟诈反覆”，甚至精准预言金人未来会提出“变置大臣”等无理要求。张浚的言论直接干扰了和议路线，但此时的张浚已无兵权。因此，高宗没有再用台谏残酷打压，而是选择将其外放福州，并连续用极度赞美的诏书来包装这一“备敌于万一”的算计。
（二）“为卿择地”：三道不允诏书与福州“闲棋”的政治算计
在第一道《赐张浚辞免知福州不允诏》中，高宗将外放与国家大政巧妙挂钩，称“朕方与民休息，宣布惠慈，增重帅垣，载畴宿望”，进而用极高的帽子堵住张浚的嘴：“雍容樽俎，足以消弭奸萌，分朕顾忧，非卿孰可往”。
随后，在第二道《张浚复资政殿大学士充福建路安抚大使兼知福州》的诏书中，高宗对张浚的赞美达到了顶峰，称“具官某笃实思和，刚明卓伟，忠可贯于金石，信自通于神明。许国以来，视身何有？”这种“忠可贯于金石”的道德拔高，实质上是对其政治实权的变相剥夺。高宗在诏书中详细描述了福州的富庶与安宁：“惟长乐之奥区，盖七闽之重镇，耕桑阜盛，民俗安恬。”这分明是在告诉张浚及天下人：福州绝非前线，去那里无需打仗，只需“风物不殊，曾是经行之旧；旌麾所指，共知条教之新”。高宗用“功在王家，事藏盟府”的虚名，换取了将张浚安全隔离在东南后方的实质。
面对张浚的继续上疏与再辞，高宗下达了第三道《赐张浚再辞免知福州不允诏》。在这道诏书中，高宗彻底露出了将福州作为“闲棋”的底牌。他不仅强调张浚有“出将入相之器，席经文纬武之才”，更抛出了一句极其露骨的安抚之语：“游饰版舆以奉亲，凭熊轼以问俗，为卿择地无以加焉。”所谓“为卿择地”，意在表明去福州不是惩罚，而是皇恩浩荡的恩赐与保养。高宗的逻辑十分清晰：和议若成，张浚可在福州安稳做个地方官；和议若败，这颗储备在后方、远离是非圈的棋子随时可以再被启用。福州，彻底沦为高宗在金兵万一南下时，预留的一个保险箱。
三、余论：诏书文辞背后的帝王心术与臣僚宿命
综合绍兴四年与绍兴九年的两次“福州之命”可以看出，高宗对张浚的处置，完成了一场从“制度性打击”向“符号性控制”的政治权术升级。
绍兴四年“先弃再急起前方抗敌”，本质是迫于外患的低头。高宗下达的辨诬诏书，核心逻辑是“论成败乃兵家常事”，目的是为了榨取张浚的军事残余价值去镇江救火，其手段尚属粗暴的权力压制；而绍兴九年“先起再后方备敌于万一”，则是高宗在确定求和路线后对主战派的战略性冷藏。高宗在《赐张浚辞免知福州不允诏》等三道诏书中，核心逻辑变成了“颂忠义以代实权”。从四年诏书中略带无奈的“朕甚愧焉”，到九年诏书中极致的“忠可贯于金石”与伪善的“为卿择地无以加焉”，文辞越是温情、道德拔高越是宏大，张浚的实际政治边缘化就越深。
这种“崇其虚名、夺其实权”的权术演变，不仅定格了张浚终其一生被高宗通过一纸纸诏书随意定义、流转与搁置的工具人宿命，也深刻折射了南宋皇权在“强干弱枝”国策下，对主战派将领“既防其跋扈，又用其御敌；既恶其主战，又备其救急”的极度功利与虚伪。
附：张浚绍兴四年、绍兴九年“福州之命”的原始记载
一、绍兴四年（1134）：
二月二十六日，从抗金前线走走停停历经约八个月的张浚踏进了临安城门，宋高宗即诏张浚随行军马尽付神武中军统制杨沂中，逐行钱物隶内藏为封桩激赏库。张浚既见，遂赴枢密院治事。
三月六日，宋高宗问执政湖寇事宜，张浚曰：“村民无知，迫于官吏之扰，偷安江湖，非剽掠无以为生，其拒王师实惧大戮，势不得已，以缓死尔。臣谓宜廓信义以招之。”宋高宗曰：“皆朕赤子，何事于杀。然自军兴盗起，率招来之，而奸人乘衅，所在啸聚。今幸衰息，勿复效尤可也。”“（杨）么等凭民啸聚，守令之罪。苟欲自新，令王瓁、折彦质招之，以成朕好生恶杀之意。”旨令王瓁与折彦质招安。然贼方恃水出没，其所据北达公安，西及鼎、澧，东至岳阳，南抵长沙之界，春夏耕耘，秋冬攻掠，跳梁自如，未有降意也。十三日，宋高宗再命辛炳试御史中丞。十五日，宋高宗罢免张浚知枢密院事，以资政殿大学士、右通议大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任便居住。辛炳、常同将历次弹劾奏章副本交给张浚，张浚因惧怕此前迁延不行，只得再次上章引咎请罢。辛炳等谏官继续在宋高宗面前攻击张浚。辛炳上章论列，请求宋高宗不该保留张浚资政殿大学士之职，斥张浚凭借侥幸得以专制一方后志盈气满、狂悖无礼、轻脆暴恣、飞扬跋扈，建议远贬。十六日，宋高宗下诏命张浚免谢辞。十七日，张浚落资政殿大学士职奉祠。十八日，辛炳复言张浚之不臣，不窜之岭表不足以塞公议。二十一日，诏张浚福州居住。二十八日，张浚即日如福州，从者皆去，肩舆才两人。
八月，宋高宗命赵鼎为都督川陕荆襄诸军事，赵鼎上疏辞免，曰：“顷者陛下遣张浚出使川陕，国势百倍于今。浚有补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砺山带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无二，而终致物议，以被窜逐。夫丧师失地，浚则有之，然未至如言者之甚也。大抵专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权，则小人不安其分，谓爵赏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时蜀士至于醵金募人，诣阙讼之，以无为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为国立事者，每以浚为戒。今臣无浚之功，而当此重责，去朝廷远，恐好恶是非，行复纷纷于聪明之下矣。望悯臣孤忠，使得展布四体，少宽陛下西顾之忧。”又言：“臣所请兵不满数千，半皆老弱，所赍金帛至微。荐举之人，除命甫下，弹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陈已艰难，况在万里之外乎！”（据《宋史·赵鼎传》）
九月，伪齐和金兵联军分道大举南下，直扑两淮。朱胜非罢，以赵鼎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
十月，宋高宗诏左通奉大夫、福州居住张浚为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不许辞免，日下起发。
是月，宋高宗次平江。宋廷派处州工曹张扩迎张浚自福州赴行在临安。张扩作有《迎张枢密（张浚）自福州促召赴行在启》：“伏审锋车趣召，适遭国步之艰；衮衣言归，实解君心之渴。升华秘殿，劝讲崇筵，姑彰眷遇之隆，以示延登之渐。再命而偻，恩却坚辞；一节以趋，人争先睹。威名震叠，远近欢呼。虽主圣臣贤而后有为，亦天意人谋不期而会。恭惟某官材兼文武，学际天人。藴大智不虑之明，行真儒无敌之勇。出将入相，夷险一心，尊主庇民，忠良并用。顷冠枢机之任，仍提川陕之师。强敌屡摧，捷音踵至。真祠均逸，漫閲岁时。睿算折冲，未忘筹策。咸推旧德，宜在本朝。况晏安犹先天下之忧，岂仓卒不为苍生而起？唐祚未泯，夕引道于汾阳。蔡功非难，断乃成于裴度。即见介圭之入觐，亟陪宣室之畴咨。遂正钧衡，以安庙社。某滥将使指，夙荷恩私。逖远门墙，屡更岁律。用汝作霖雨，行副具瞻。必我为镆鋪，敢羞自献。”（据张扩撰《东窗集》）。
同月，张浚入见，宋高宗复命资政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张浚知枢密院事，龙图阁直学士、新除都督府参谋官折彦质为枢密都承旨，星夜兼程前来供职。
宋高宗以张浚尽忠竭节诏谕中外，辨张浚前诬，诏曰：“张浚爱君爱国，出于诚心。顷属多艰，首倡大义，固有功于王室，仍雅志于中原，谓关中据天下上游，未有舍此而能兴起者，于敌战胜之后，慨然请行。究所施为，无愧人臣之义；论其成败，是亦兵家之常。矧权重一方，爱憎易致，远在千里，疑似难明，则道路怨谤之言，与夫台谏闻风之误，盖无足怪。比复召置之宥密，而观其恐惧怵惕，如不自安，意者尚虑中外或有所未察欤？夫使尽忠竭节之臣，怀明哲保身之戒，朕甚愧焉！可令学士院降诏，出榜朝堂。”张浚既受命，即日往镇江视师江上。
二、绍兴九年（1139）：
正月，宋金和议签订，大赦天下，张浚复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张浚上疏言：“燕云之举，其鉴不远。虏自宣和以来，挟诈反覆，倾我国家，盖非可结以恩信，事以仁义者。借令虏中有故，上下纷杂。天属尽归，河南遂复，我必得其厚赐，谨守信誓。数年之后，人情益解，士气潜消。彼或内变既平，指股造衅，肆无厌之欲，发难从之请，其将何辞以对。顾事理可忧又有甚于此者。陛下积意兵政，将士渐孚。一旦北面事虏，听其号令，比肩遣使，接武求盟，小大将帅，孰不解体？陛下方经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无与赴功而共夺者也。盖自尧舜以来，人主掩有天下，非兵无以立国，未闻委质夷狄可以削平祸难。远而石晋，近而叛豫。著人耳目，历历可想。战国之时，楚怀王入觐于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载之下，为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汉高祖知项羽之寡恩少义，其和不可恃，故虽再败固陵，甘心不悔。兹二事足为今之戒矣。臣日夜思念此国之大事也，陛下宜深虑之、熟谋之。今从约之早，肆赦之速，用世儒之常说，以答敌人之诡秘，措置失序，臣不胜寒心。輙不自量为陛下再计。嗣今以往使之迁延，生事姑缓一时，谢绝使人可也。明告以利害，详谕以曲直可也。万一有如太公吕后之归，便当博询诸帅奖励将士，以图恢复之实，逼之以大势，使其人心终至于乖离示之以威武，使其内衅不能以遽息，国家犹可立也。”
二月，朝廷为防和议反复，任张浚知福州。不久，张浚辞任免，诏不允。
《赐张浚辞免知福州不允诏》：“敕张浚省所劄子奏辞免资政殿大学士、福建路安抚大使兼知福州，恩命事，具悉。卿出入将相，许国以身，阅历多艰，忠勤不替。朕方与民休息，宣布惠慈，增重帅垣，载畴宿望。矧瓯闽雄胜，卿所经行，观览山川，固尝周知民隐，雍容樽俎，足以消弭奸萌，分朕顾忧，非卿孰可往，兹厥服无事小廉，所请宜不允。”
同月，诏新知福州张浚复资政殿大学士，充福建路安抚大使兼知福州。
诏《张浚复资政殿大学士充福建路安抚大使兼知福州》：“勅！朕当馈思贤，剧安危之注意；殿邦作牧，赖文武之兼资。乃眷迩臣，实惟旧德。肆颁名命，庸示宠私。具官某笃实思和，刚明卓伟，忠可贯于金石，信自通于神明。许国以来，视身何有？相朕艰难之际，备殚夙夜之勤。功在王家，事藏盟府。慨念投闲之久，属当谋帅之初。惟长乐之奥区，盖七闽之重镇，耕桑阜盛，民俗安恬。欲并协於师虞，宜莫如於宿望。通籍秘殿，增光元戎。风物不殊，曾是经行之旧；旌麾所指，共知条教之新。勉为朕行，徒得君重可。”时张浚未闻命，又上疏言：“窃惟今日事势，处古今之至难。一言以断之，在陛下勉强图事而已。”
又具札子曰：“自陛下回驻临安，甫阅岁时，圣心之所经营，朝论之所商确，专意和议，莫不幸其将成矣。臣意敌力弱未瑕，姑借和以怠我之心；势盛有余，将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易见。料敌上策，还梓宫、复母后，舆地来归，不失前约，结欢笃好，以怠我师，迟迟数年，兵无战意，然后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诏，假如变置大臣，更立后妃，将何以塞请？敌出中策，则必重邀，求责微礼，失约爽信，近在期年，中原之地，将有所付。敌出下策，怒而兴师，直临江表，势似可愕，而天下之乱，或从此而定矣。”张浚再辞任免，诏不允。
《赐张浚再辞免知福州不允诏》：“敕张浚云云，具悉。朕惟长乐为今名，区分阃之严，盖畴宿望卿以出将入相之器，席经文纬武之才，分朕顾忧，佥言惟允。矧山川胜丽未减昔，游饰版舆以奉亲，凭熊轼以问俗，为卿择地无以加焉。兹荐览于来章，似未孚于至意，往其祗服，勿复有辞，所请宜不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