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升暗放”到“借孝掩和”：宋高宗对张浚权谋的演变与实质
2026-04-01 11:31阅读：
从“明升暗放”到“借孝掩和”：宋高宗对张浚权谋的演变与实质
——以绍兴九年、隆兴二年两次“福州之命”为中心的考察
张浚作为南宋初年主战派的灵魂人物，其政治生命与“福州”这一地理坐标有着不解之缘。绍兴九年（1139）与隆兴二年（116d），宋廷两次下达将张浚外放福州的诏命。这两次“福州之命”虽时隔二十五年，且分别发生于宋高宗主政与宋孝宗主政（太上皇赵构退居德寿宫）两个不同时期，但剥开诏书文辞的表象，其核心逻辑皆服务于南宋朝廷“屈己求和”的国策。通过对这两次“福州之命”的背景、诏书文本及张浚的应对进行对勘，可以清晰地透视宋高宗从“前台操弄”到“幕后主导”的权谋演变，以及南宋主战派将领在皇权倾轧下的悲剧宿命。
一、两次“福州之命”的历史语境与政治底色
纵观绍兴九年与隆兴二年这两次“福州之命”，其发生的历史语境与政治逻辑存在着高度的趋同性，皆是南宋皇权在战和转换关头的政治止损操作。
首先，在时局背景上，两次都处于宋金博弈中南宋由“战”转“和”的脆弱转折期。绍兴九年是高宗力排众议刚签定和约，急需打压朝中反对声音；隆兴二年则是孝宗迫于太上皇压力准备重启和谈。
其次，在处置对象上，张浚均作为主战派的精神领袖与江淮前线的实际统帅，成为了宋廷向金人示好的最大“绊脚石”。
最后，在政治目的上，朝廷均需以最小的政治代价褫夺张浚的军政实权，将其调离可以影响朝议的抗金前线，从而为和议铺平道路。福州，在这两个关键节点上，都充当了皇权“物理隔离”主战派的理想容器。
二、绍兴九年：高宗主政下“以明升暗放之术，行闲棋备患之略”
绍兴九年的“福州之命”，是宋高宗在宋金和议刚刚达成时的直接政治操作。此时的高宗大权独揽，其对张浚的处置展现出一种层层递进的权谋：在表象上，是给足面子的“明升暗放”；在底色上，则是极度功利的“闲棋备患”。
面对张
浚连上疏陈、直指和议必将导致“变置大臣”等严重后果的强硬态度，高宗连下三道不允诏书。在《张浚复资政殿大学士充福建路安抚大使兼知福州》中，高宗抛出“忠可贯于金石，信自通于神明”的极高评价，随后笔锋一转，将福州描绘为“长乐之奥区……耕桑阜盛，民俗安恬”。这种文本策略的险恶在于：高宗用“忠臣”的牌坊堵住了张浚继续进言的嘴，用“安恬”消解了其作为军事将领的存在价值，这便是其“明升暗放”的伪善之术。然而，高宗之所以选择福州而非更远的贬谪之地，并非纯粹的发配，而是将其作为“安全备胎库”。面对张浚的再辞，高宗抛出“为卿择地无以加焉”，这分明是在暗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彻底暴露了其将张浚视为后方“闲棋”、以防和议反复的“备患”之略。
在这一权谋下，张浚的心态陷入了极度的焦灼与愤懑。他深知金人“挟诈反覆”，连上疏陈试图以死谏唤醒君王，其心态中充满了对高宗被蒙蔽的不甘与对国运的“不胜寒心”。当高宗用虚名试图将其打发到福州时，张浚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他“再辞任免”，甚至直言“处古今之至难，在陛下勉强图事而已”。他不愿去福州做个太平闲官，其心态中既有对高宗“为卿择地”这种伪善恩典的蔑视，也有一种宁可留在朝堂当面廷争、也不愿被放逐山林的执拗。
三、隆兴二年：太上皇主导下的“借孝掩和”与张浚的绝望决绝
到了隆兴二年，南宋政局演变为“孝宗主政、太上皇主导”的二元结构。太上皇赵构求和心切，利用孝宗的“孝道”绑架了朝廷决策。此时的“福州之命”，演变成了一种隐蔽的“借孝掩和”与体制性冷藏。
分析孝宗下达的《除张浚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制》，可以发现极为矛盾且虚伪的文本叙事。制书中承认张浚“跋履江淮之间，风纚露沐，亦已劳矣”，表面是怜惜，实则是为解除兵权找借口。更阴柔的是，制书大量使用历史典故进行政治甩锅：“孟明报彭衙之役，独负壮犹；武侯引街亭之愆，靡形愠色。”这表面上是在宽慰张浚北伐的挫折，实际上是在政治定性上暗示北伐失败的责任在张浚，从而为“叠览指瑕之劾”提供合法性，最后得出只能让张浚去福州的结论。
面对这一套“借孝掩和”的体制性操作，张浚的心态发生了从绍兴年间的“愤怒死谏”到“看透绝望”的深刻转变。孝宗诏书中所谓“精神既折於遐冲”，并非全无根据，隆兴北伐的挫折与朝廷内部的掣肘，已让这位古稀老人身心俱疲。然而，当看到朝廷用“孟明”之典来暗讽其战败，用“长乐之价藩”来包装流放时，张浚感到了彻骨的悲凉。他深知自己去福州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给太上皇的和议路线背书。因此，面对“三章固辞，命不可反”的强压，张浚选择了“三辞恩命”，最终宁可接受毫无实权的醴泉观使，也绝不踏入福州、临安半步。这是一种以身殉道的决绝，是对虚伪政治体制的最后蔑视。
四、权谋演变的实质：从“帝王之术”到“体制之困”
对比两次“福州之命”，宋高宗的权谋发生了两个维度的蜕变。
其一，操作主体的隐匿化。绍兴九年，高宗是站在前台的操盘手，诏书中的“非卿孰可往”带有不容置疑的君王意志；隆兴二年，高宗化身为德寿宫里的影子，逼迫孝宗下达强压诏令。这种“垂帘听政”式的权谋，将政治迫害的残酷性包裹在了君臣相得的温情脉脉之中，手段更为阴柔。
其二，处置逻辑的官僚化。绍兴九年对张浚的处置，多少还带有高宗对张浚“权重一方”的私人忌惮；而隆兴二年的处置，则完全沦为一种按部就班的政治止损机制。“调燮”“退休”“节旄”等词汇的堆砌，说明南宋朝廷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用高官厚禄换取主战派交出兵权的潜规则。
如果说绍兴九年高宗的诏书是“用赞美来流放”，那么隆兴二年孝宗的诏书则是“用同情来逼退”。然而，这种极度精致的权谋最终遭到了反噬。张浚从绍兴年间的屡次上疏、苦苦哀求高宗“勉强图事”，到隆兴年间的三辞恩命、断然拒绝前往福州，其心态的演变轨迹，正是南宋一代有识之士对朝廷苟安国策从抱有幻想到彻底死心的缩影。张浚的决绝拒绝，不仅是对太上皇和议路线的最终抗议，也宣告了宋高宗这套历经打磨的“福州之命”权谋，在历史的真相与士大夫的底线面前，彻底破产。
附：张浚绍兴九年、隆兴二年两次“福州之命”的原始记载
一、绍兴九年（1139）：
正月，宋金和议签订，大赦天下，张浚复提举临安府洞霄宫。
张浚上疏言：“燕云之举，其鉴不远。虏自宣和以来，挟诈反覆，倾我国家，盖非可结以恩信，事以仁义者。借令虏中有故，上下纷杂。天属尽归，河南遂复，我必得其厚赐，谨守信誓。数年之后，人情益解，士气潜消。彼或内变既平，指股造衅，肆无厌之欲，发难从之请，其将何辞以对。顾事理可忧又有甚于此者。陛下积意兵政，将士渐孚。一旦北面事虏，听其号令，比肩遣使，接武求盟，小大将帅，孰不解体？陛下方经理河南而有之，臣知其无与赴功而共夺者也。盖自尧舜以来，人主掩有天下，非兵无以立国，未闻委质夷狄可以削平祸难。远而石晋，近而叛豫。著人耳目，历历可想。战国之时，楚怀王入觐于秦，一往不返，逮今千载之下，为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汉高祖知项羽之寡恩少义，其和不可恃，故虽再败固陵，甘心不悔。兹二事足为今之戒矣。臣日夜思念此国之大事也，陛下宜深虑之、熟谋之。今从约之早，肆赦之速，用世儒之常说，以答敌人之诡秘，措置失序，臣不胜寒心。輙不自量为陛下再计。嗣今以往使之迁延，生事姑缓一时，谢绝使人可也。明告以利害，详谕以曲直可也。万一有如太公吕后之归，便当博询诸帅奖励将士，以图恢复之实，逼之以大势，使其人心终至于乖离示之以威武，使其内衅不能以遽息，国家犹可立也。”
二月，朝廷为防和议反复，任张浚知福州。不久，张浚辞任免，诏不允。
《赐张浚辞免知福州不允诏》：“敕张浚省所劄子奏辞免资政殿大学士、福建路安抚大使兼知福州，恩命事，具悉。卿出入将相，许国以身，阅历多艰，忠勤不替。朕方与民休息，宣布惠慈，增重帅垣，载畴宿望。矧瓯闽雄胜，卿所经行，观览山川，固尝周知民隐，雍容樽俎，足以消弭奸萌，分朕顾忧，非卿孰可往，兹厥服无事小廉，所请宜不允。”
同月，诏新知福州张浚复资政殿大学士，充福建路安抚大使兼知福州。
诏《张浚复资政殿大学士充福建路安抚大使兼知福州》：“勅！朕当馈思贤，剧安危之注意；殿邦作牧，赖文武之兼资。乃眷迩臣，实惟旧德。肆颁名命，庸示宠私。具官某笃实思和，刚明卓伟，忠可贯于金石，信自通于神明。许国以来，视身何有？相朕艰难之际，备殚夙夜之勤。功在王家，事藏盟府。慨念投闲之久，属当谋帅之初。惟长乐之奥区，盖七闽之重镇，耕桑阜盛，民俗安恬。欲并协於师虞，宜莫如於宿望。通籍秘殿，增光元戎。风物不殊，曾是经行之旧；旌麾所指，共知条教之新。勉为朕行，徒得君重可。”时张浚未闻命，又上疏言：“窃惟今日事势，处古今之至难。一言以断之，在陛下勉强图事而已。”
又具札子曰：“自陛下回驻临安，甫阅岁时，圣心之所经营，朝论之所商确，专意和议，莫不幸其将成矣。臣意敌力弱未瑕，姑借和以怠我之心；势盛有余，将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易见。料敌上策，还梓宫、复母后，舆地来归，不失前约，结欢笃好，以怠我师，迟迟数年，兵无战意，然后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诏，假如变置大臣，更立后妃，将何以塞请？敌出中策，则必重邀，求责微礼，失约爽信，近在期年，中原之地，将有所付。敌出下策，怒而兴师，直临江表，势似可愕，而天下之乱，或从此而定矣。”张浚再辞任免，诏不允。
《赐张浚再辞免知福州不允诏》：“敕张浚云云，具悉。朕惟长乐为今名，区分阃之严，盖畴宿望卿以出将入相之器，席经文纬武之才，分朕顾忧，佥言惟允。矧山川胜丽未减昔，游饰版舆以奉亲，凭熊轼以问俗，为卿择地无以加焉。兹荐览于来章，似未孚于至意，往其祗服，勿复有辞，所请宜不允。”
二、隆兴二年（116d）：
四月，宋孝宗《除张浚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依前魏国公加食邑实封制》：“门下：宅百揆而督五兵，正赖筹边之效；冠三孤而张六纛，曲隆制阃之权。我有明缗，扬于拱着。具官某材尊王佐，道耸民瞻。节操坚刚，曾岁寒之不改；规橅远大，宁日仄而遂休。蚤逢阳九之交，上应魁三之象。叱王尊之驭，亘井络以蜚声；下杨仆之船，空潢池而扫祲。更险夷而一致，谓文武之兼资。粤从緑野之游，殆为苍生而起。肆予嗣服，即俾来朝。提江淮表里之封，尽颛总统；佩将相安危之寄，式重倚毗。三年于兹，庶绩用乂。蒐乘补卒，亦既输劳；增陴浚隍，未尝彻警。孟明报彭衙之役，独负壮犹；武侯引街亭之愆，靡形愠色。朕念疆陲之久戍，诏师衆以代更。分遣从臣，往宣使指。棘门如儿戏耳，庸谨秋防；衮衣以公归兮，庶闻辰告。叠览指瑕之劾，且披请老之章。欲畀旧官，盖无故事。是用出枫宸之异渥，超棘位之巍班。荡节有光，择合肥之名镇；甘棠弗翦，临长乐之价藩。衍以圭腴，侈其真食。于戏！春秋责备於贤者，慨功业之惟艰；天子加礼於大臣，固始终之不替。其绥吉履，毋有遐心。”
《勑保信军官吏、军民、僧道、耆寿等》：“朕以张浚宣力于外，閲时兹多。眷惟耆哲之臣，闵劳军旅之事。趣来归而调燮，乃恳请于退休。已疏异等之恩，特宠三孤之上。相攸乐土，畀以节旄。谅草木之知名，必室家之相庆。今特授张浚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依前魏国公，加食邑一千户、食邑实封四百户。故兹示谕，想宜知悉。夏热，汝等各比好否？遣书指不多及。”
《赐张浚辞免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恩命不允诏》：“朕以卿连年督军，殚耗心志；复调台鼎，坐不燠席；跋履江淮之间，风纚露沐，亦已劳矣。方趣来归，而抗章再三，欲追赤松之游。诏旨虽颁，顾不得而留也。跻荣亚师，盖非常典；斋钺之拜，在儒者则以少为贵。始终眷遇，所以宠卿之归，抑无负矣。全闽之寄，慰彼去思，又何以辞为？”
《赐张浚再辞免恩命不允不得再有陈请诏》：“王者守大公之道，用舍不可以私；君子高易退之风，出处谁得而议？卿三朝旧德，四海美名。虽尝垂翅於回谿，必欲快心於狼望。掌握重任，勤劳累年。精神既折於遐冲，体貌宜加於异礼。洊披来奏，未谅兹怀。亟只涣汗之恩，可絶谦撝之请。”
《赐张浚第三辞免恩命乞致仕不允不得更有陈请诏》：“朕去月丁丑，尝告大昕之庭，以贰公极品、重镇节旄，贲卿七闽之行。卿乃轻轩冕，薄方面，殆欲长啸东山，继韦贤、疏广之迹。翛然之志节，则高矣美矣。人其以朕为忘耆哲而忽典刑也。三章固辞，命不可反。”
《赐福建路安抚使张浚夏药敕书》：“卿甫离揆路，借重价藩。当炎赫之御辰，恐驱驰而失叙。乃分良剂，用辅生经。”
五月，张浚三辞恩命，最终改任醴泉观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