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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或問》鈔記

2025-05-14 08:29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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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始並無義，迂者附會之
——《春秋或問》鈔記
作為魯國史書，《春秋》始於隱公元年，終於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這是由文獻本身所決定的，而非存在什麽特定的終始之義。《論語·八佾》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如果用這段孔子自己的話來解釋，則是《春秋》的終始受制於文獻而已，並非別有他義。
本來是很簡單的問題，因某些附會曲解之徒腦洞大開，弄出很多紛繁之義，而實乃駢拇贅疣也。《春秋公羊傳·哀公十四年》曰：“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從公羊說起，似乎便開了終始之義的先河，由是後世文人陳陳附會，終始之義於爰生焉。甚而至於認為孔子作《春秋》，因感傷獲麟事件而擱筆等等，誠為後人妄自揣測也。誠如郢人夜間作書與燕相，因燈不明而呼舉燭，並誤將“舉燭”二字寫入信中，燕相穫書後大喜而舉賢，燕國得以大治。然“治則治矣，非書意也”，“舉燭”二字畢竟是誤入書中而非作者本意。
古時詮釋經典，某些迂腐文人往往喜附會，於是各種異說萃焉。例如漢人秦近詮釋《堯典》，僅篇名就花了十萬字，解釋“曰若稽古”用了三萬字。如此多詮釋語言源自何處？無非是好事文人之所杜譔，究其實它與經義毫無關係。
歐陽修作為一代大史官，他主修了《新唐書》與《新五代史》，自是深知史家體例。對於緣《春秋經》而衍生的終始之義，自然也是看得明明白白的，因而提筆做了這篇短文，以正《春秋》之義。至於《春秋》用字，每字盡寓褒貶，例如《春秋宣公二年》載：“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對此，左丘明是這樣詮釋的：“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戚，其我之謂矣！’孔子曰：‘董孤，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足見，春秋大義全在史官用字，以故劉勰在《史傳》中稱頌《春秋》說：“褒見一字，貴逾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
綜之，《春秋》一書的起止年代，僅僅只是受原文獻《魯史記》的制約而已，並無此外的其他因素。後世迂腐學者附會出來的各種終始之義皆為妄說，不值得一提，因而歐陽修置之不顧也。


附原文《春秋》或問
或問：“《春秋》何為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
曰：“吾不知也。”
問者曰：“此學者之所盡心焉，不知何也？”
曰：“《春秋》起止，吾所知也。子所問者，始終之義，吾不知也，吾無所用心乎此也。昔者，孔子仕於魯，不用，去之。諸侯又不用，困而歸。且老，始著書。得《詩》自《關雎》至於《魯頌》，得《書》自《堯典》至於《費誓》，得魯《史記》自隱公至於獲麟，遂刪修之。其前遠矣！圣人著書足以法世而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孔子非史官也，不常職乎史，故盡其所得修之而止耳。魯之《史記》，則未嘗止也，今《左氏經》可以見矣。”
曰：“然則始終無義乎？”
曰：“義在《春秋》，不在起止。《春秋》謹一言而信萬世者也。予厭眾說之亂《春秋》者也。”
《春秋或問》鈔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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