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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蘇軾《李太白碑陰記》

2026-01-06 07:54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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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記碑陰 着力辯誣
——讀蘇軾《李太白碑陰記》
蘇軾與李白同屬川中人士，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七月十日，身處政治風暴前夕汴京的蘇軾，在仕途頂點與危機預感並存的复杂心境下，並非觸景於某地具體遺跡，而是有意選擇了“碑陰”（歷史的背面、非正統的視角）這一形式，為李白譔寫了一篇翻案文章。他意在駁斥以“王佐之才”論英雄的功利史觀，確立以“氣節”與“獨立精神”為核心的士人價值標準，並借此回應自身處境，為即將到來的艱難時世奠定一種不屈的精神基調。
碑陰，即碑石背面，本是鐫刻餘文的留白之處，卻常因後人題詠補記，承載起超越碑刻本身的文化意涵。蘇軾晚年所作《李太白碑陰記》，便以碑陰為載體，借為李白碑文補記之名，行辯誣正名之實。這篇短文篇幅精悍，既是蘇軾對唐代詩僊李白的隔空致敬，更是他以史家的嚴謹、文人的悲憫，為一位蒙冤天才廓清歷史迷霧的用心之作。品讀此文，既能窺見蘇、李二人精神世界的跨代共鳴，更可體悟蘇軾“
發潛德之幽光”的文人擔當。
李白身後，爭議不絕，其中最核心的詬病，便是“附逆”之嫌。安史之亂驟起，永王李璘擁兵東南，李白受邀入其幕府；後李璘被唐肅宗定罪為“謀反”，李白也因此受牽連，獲罪流放夜郎。這一經歷，成為後世貶抑李白者的重要口實，甚至有人借此質疑其氣節與政治判斷力。蘇軾身處北宋，距李白所處的盛唐已過百年，當時關於李白的評價雖漸趨多元，但“附逆”的陰影始終未能徹底消散。蘇軾有感於這種歷史不公，遂借為李白碑陰作記的契機，直面這一核心爭議，展開有力辯誣。
蘇軾的辯誣，絕非空泛的喊冤，而是立足史實的理性辨析與直擊人性的深刻洞察。首先，他釐清了永王之亂的復雜背景，明確指出李白入永王幕府，並非主動“攀附逆黨”，而是受“脅迫”後的無奈之舉。文中雖未直言“脅迫”二字，卻通過勾勒李白“好俠使氣”“天真爛漫”的品性，暗合其易被亂世權柄裹挾的處境。蘇軾深諳，文人多懷“致君堯舜”的理想，卻往往缺乏洞察政治漩渦的敏銳；李白受邀入幕，更多是出於平定叛亂、安定社稷的期許，而非對個人權位的覬覦。這種對文人理想與現實困境的精準拿捏，讓辯誣更具說服力。
其次，蘇軾以“知人論世”的通透眼光，將李白的行為置於盛唐轉衰的時代洪流中審視。他深知，安史之亂突如其來，天下分崩離析，人心惶惶，諸多有志之士皆渴望尋覓明主，共扶社稷。永王李璘最初的舉措，未必沒有“勤王”的表象，李白未能識破其背後的政治野心，實為時代亂象所困，而非個人品德有虧。蘇軾這種跳出“非黑即白”的簡單評判，從時代背景出發理解個體選擇的視角，不僅為李白洗清了冤屈，更彰顯了其開闊的歷史視野與辯證的思維格局。
更為深刻的是，蘇軾的辯誣之中，暗含著自我心境的投射。蘇軾一生仕途坎坷，屢遭貶謫，親歷“烏臺詩案”等重大政治風波，對被誣陷、被誤解的切膚之痛深有體會。他對李白的同情，既是對天才際遇的惋惜，也是對自身遭遇的感同身受。在李白身上，他看到了文人堅守理想卻屢遭挫折的共同宿命，也看到了世俗評價對天才的不公與偏見。因此，為李白辯誣，亦是蘇軾為所有堅守本心卻遭非議的文人發聲。這種跨越時空的精神共鳴，讓《李太白碑陰記》超越了單純的史實辨析，成為一篇飽含情感溫度的心靈獨白。
蘇軾在文中還著重彰顯了李白的文學成就與人格魅力，盛贊其“詩無敵”“氣蓋天下”。他認為，如此天才，不應被世俗爭議所遮蔽，其文學貢獻與精神價值，才是歷史應當銘記的核心。這種將個體一時遭遇置於文學價值與精神傳承之下的視角，不僅提升了辯誣的格局，更確立了評價文人的公允標準：不應以一時之得失論成敗，而應以其對文化發展與人類精神世界的貢獻定高下。
《李太白碑陰記》篇幅雖短，卻字字千鈞、力透紙背。蘇軾以碑陰作記的形式，既呼應了歷史傳承的脈絡，又直面並回應了現實爭議。他的辯誣，不是強詞奪理的辯解，而是基於史實、人性與文化的深度思考；他的致敬，也非盲目崇拜的溢美，而是精神相通的惺惺相惜。時至今日，重讀此文，我們依然能清晰感受到蘇軾的文人擔當與歷史智慧。對於那些為人類精神世界做出卓越貢獻的天才，我們理應抱有足夠的寬容與尊重，不應讓世俗爭議遮蔽其璀璨光芒。而蘇軾這種“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精神情懷，更值得我們永遠銘記與傳承。



附原文《李太白碑陰記》
李太白，狂士也，又嘗失節於永王璘，此豈濟世之人哉。而畢文簡公以王佐期之，不亦過乎！
曰：士固有大言而無實，虛名不適於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氣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爭事之，而太白使脫鞾殿上，固已氣蓋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權倖以取容，其肯從君於昏乎！夏侯湛贊東方生云：“開濟明豁，包含宏大。陵轢卿相，嘲哂豪傑。籠罩靡前，跲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僚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 吾於太白亦云。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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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太白：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出生於蜀郡綿州昌隆縣（今四川省綿陽市江油市青蓮鎮 ），一說山東人，一說出生於西域碎葉，祖籍隴西成紀（今甘肅省秦安縣）。唐朝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涼武昭王李暠九世孫 。碑陰：石碑的背面。元祐八年（1093年）七月十日，身處政治風暴前夕汴京的蘇軾，在仕途頂點與危機預感並存的复杂心境下，並非觸景於某地具體遺跡，而是有意選擇了“碑陰”（歷史的背面、非正統的視角）這一形式，為李白譔寫了一篇翻案文章。他意在駁斥以“王佐之才”論英雄的功利史觀，確立以“氣節”與“獨立精神”為核心的士人價值標準，並借此回應自身處境，為即將到來的艱難時世奠定一種不屈的精神基調。
永王璘：李璘（？～757年），本名李澤，隴西郡成紀縣（今甘肅省秦安縣）人，唐朝宗室大臣，唐玄宗李隆基之子。天寶十五年（756年）十二月，李璘起兵反叛，率領水軍東下，以季廣琛、渾惟明為將，命渾惟明帶兵攻打李希言，李璘進抵當塗，李希言的部將元景曜和李成式的部將李神慶相繼迎降，丹徒太守閻敬之被殺，江淮為之震動。至德二年（757年），李亨派中官啖廷瑤、段喬福前往廣陵招討李璘，李璘攜帶兒女及親信連夜逃遁，後被追兵殺死。
畢文簡公：畢士安（938年～1005年），本名士元，字仁叟，小字舜舉，代州雲中縣（今山西省大同市）人，北宋初年宰相、詩人。據《唐文粹》等宋人記載，畢士安曾評論李白，認為其文才雖高，但“乏拘檢之操”，並感嘆“使其能在御前任職，雖無法比擬姚崇、宋璟（開元名相），難道會比不上楊炎（唐代理財名相）嗎？”這是一種惋惜其才未得盡用的評價。李陽冰《草堂集序》中說：“（李白）避地金陵，往來牛渚，觀九派之爭流，弔湘累之遺魄。屬永王東巡，脅行，非其本志。”又曾鞏在《代人上歐陽舍人書》說：“白之從璘，蓋迫於兵勢，非其本心……”
高力士（684年～762年），?唐代的宦官。個性謹慎細心而聰敏，深受玄宗寵信，累官至驃騎大將軍、進開府儀同三司，擅權弄政。李肇《唐國史補·李白脫靴事》：“李白在翰林多沉饮，玄宗令撰樂詞，醉不可待，以水沃之，白稍能動，索筆一揮十數章，文不加點。後對御，引足令高力士脫靴，上命小閹排出之。”
權倖：有權勢且受帝王寵幸的奸佞之人。
夏侯湛（243~291） 西晉文學家，東漢征西將軍夏侯淵曾孫。字孝若，譙縣（今安徽亳縣）人，官至散騎常待。與潘岳友善，時人稱為連璧。他在《東方朔畫贊（並序）》中說：“夫其明濟開豁，苞含弘大，陵轢卿相，嘲唅（嘲笑）豪桀，（籠罩靡前，跆籍貴勢，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列如草芥。雄節邁倫，高氣蓋世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外者也。”
蘇軾認為李白是被動地參與李璘政變，此說之前有李陽冰說過，其後曾鞏也持此說。
狂肆：狂妄放肆，恣意妄為。寢陋：容貌醜陋。

讀蘇軾《李太白碑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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