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蘇軾《小篆般若心經贊》

2026-02-07 08:01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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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道筆忘 藝禪一體
——讀蘇軾《小篆般若心經贊》
蘇軾晚年，三教圓融思想愈臻成熟，於筆墨藝事中體悟禪理，於般若禪理中明辨藝道，《小篆般若心經贊》便是其集藝術評論、佛理闡發與文學創作於一體的傳世佳作。這篇收錄於《蘇東坡全集》卷四十的贊文，專為龍眠居士李公麟所書小篆《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簡稱《心經》）而作，以靈動筆墨為紐帶，將書法藝術的精妙、般若禪理的深邃與道家自然的旨趣融為一體，既盛贊李公麟小篆技藝的臻於化境，又借自身書法體悟，闡發“心忘手、手忘筆”的藝術至高境界，更彰顯宋代文人“以藝證道”的獨特精神追求，在宋代文學史、書論史與佛學史上，均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贊文開篇，蘇軾以自身書法實踐為切入點，巧用對比之法，清晰道出隸書、草書與小篆的創作分野，更暗含“刻意為藝則滯澀，自然而為則通達”的核心體悟。草隸二體通行世間已逾千載，蘇軾自年少時便潛心研習，嫻熟於心、得心應手，筆下揮毫如舌之言語，無需刻意揀擇斟酌，終日應對皆能隨心而發、自然天成，那份熟稔，早已浸潤指尖肌理，成為一種渾然天成的本能流露。然而，當他驟然轉而書寫大小篆時，卻頓覺滯澀不暢，恰如“正行走值墻壁”，即便後續勉力研習、粗通其

法，落筆之際仍需仰頭思索、刻意琢磨，終究難以掙脫字形形跡的束縛，無法達到自然揮灑之境。
為更生動地描摹這份刻意為之的滯澀與局限，蘇軾以鸚鵡學舌為精妙比喻，辛辣點出“執於形跡”的藝術桎梏：鸚鵡學人言語，唯有習得之內容方能開口，未曾習得便衹能緘默無言，恰如書寫小篆時，若一心執著於字形、聲韻與點畫的排布，斤斤計較於筆畫的規整與形制的合度，便無暇顧及文字背後所蘊含的深層意韻，更無法在筆墨流轉之間，體悟心性的本真與通透。這份感悟，看似是蘇軾對自身書寫小篆困境的直白抒發，實則早已埋下伏筆，為後文盛贊李公麟書法、闡發藝禪合一之道，做好了自然而巧妙的鋪墊。藝術的真諦，從來不在形跡的刻意雕琢，而在心境的自然流露與心性的通透無執。
蘇軾由書法創作的切身體悟，自然過渡到般若禪理的闡發，以藝喻禪、以禪釋藝，精準點破世俗修行的認知誤區。世人大多深陷世間塵緣，未曾脫離世俗的牽絆與執念，卻妄圖修習出世間的佛法真諦，殊不知，舉足動念之間，皆染塵垢、皆生執念，又怎能奢望在俄頃片刻之間，便能修成禪定、習得戒律，契入禪境？蘇軾一針見血地指出：“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禪與律，從來不是刻意“做作”所能習得的，若執著於“作”的形跡，刻意追求修行的表象形式，反而會背離禪的本質；唯有放下一切執念、不執於“作”，順其自然、清淨本心，方能在無作無為之中，契入禪境、體悟般若真諦。這份深刻闡發，恰與《心經》的核心義理高度契合。《心經》作為玄奘所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的簡稱，撮取大部《般若經》之精髓，以“空”為核心要義，主張遣除五蘊執念，契證無所得的實相，而蘇軾所言的“不執於作”，正是對這份“空觀”思想最生動、最通俗的詮釋。
就在點破世俗修行誤區、闡發般若禪理之後，蘇軾筆鋒一轉，滿懷讚譽地盛贊李公麟的小篆書法，將其與自身書寫小篆的滯澀、世俗之人的執著形成鮮明對比，生動凸顯李公麟“藝禪一體”的至高境界。“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李公麟作為北宋書畫界的一代大家，涉獵廣泛、技藝精湛，道釋、人物、鞍馬、山水等題材無所不精、無所不能，其小篆創作更是臻於化境、自成一格。他筆下的小篆，不刻意拘泥於小篆的嚴苛形制規範，亦不刻意模仿隸書的筆法韻味，早已超越了字體本身的界限與束縛，達到了“無招勝有招”的自然天成之境。這份“無篆亦無隸”，絕非毫無章法的隨意揮灑，而是技藝嫻熟於心、心性清淨無執之後，筆墨與本心渾然一體的自然流露。
蘇軾進一步細緻描摹李公麟的創作狀態，深刻道出其書法臻於化境的核心密鑰：“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書寫之時，李公麟已然達到了心、手、筆三者渾然合一的化境，心念忘卻手的動作，手忘卻筆的存在，筆墨自然而然落於紙上，並非刻意驅使、刻意雕琢，而是心性的自然外化、情感的本能流露，是本心與筆墨的完美交融。即便事務繁雜、匆匆忙忙，無暇細細思索、斟酌筆墨，他亦能在倏忽之間，揮毫書寫千百字而毫無滯澀，從容不迫、揮灑自如，盡顯大家風範。這份至高境界，正是蘇軾一生所追求的藝術真諦，亦是對《心經》般若義理的完美踐行。“心忘手、手忘筆”，便是《心經》所倡導的“無住”之心，不執於手、不執於筆、不執於字形形跡，放下一切虛妄執念；“筆自落紙非我使”，便是“無所得”之境，不刻意追求書寫的完美，不執著於技藝的彰顯，順其自然、清淨本心，方能契入藝術與禪理的本真。
贊文結尾，蘇軾以《心經》點題，將書法藝術、禪理體悟與般若智慧三者完美融合，昇華全文主旨：“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他躬身致敬《般若心經》，以反問的語氣啟悟世人：若能放下一切執念、清淨本心，無論是揮毫潑墨的書法創作，還是日復一日的日常行事，何處不能體悟到般若智慧的光芒？李公麟的小篆，筆墨流轉之間皆是般若，心無執念、自然而為，筆墨與禪心相融。蘇軾的書法體悟，字裏行間皆是般若，明曉“執形則滯，忘形則通”，以藝喻禪、以禪釋藝；世人的日常修行，舉手投足之間亦是般若。放下分別之心、不執於刻意之為，便能在平凡瑣碎之中，契證般若實相。這份深刻感悟，既盛讚了李公麟書法的精妙絕倫，又闡發了《心經》的深邃義理，更彰顯了蘇軾晚年“三教圓融”的成熟思想。書法藝術的至高境界，便是禪理的至高境界，亦是禪家自然思想的生動體現，三者相融共生、渾然一體，便是“以藝證道”的終極真諦。
重讀蘇軾《小篆般若心經贊》，我們讀懂的，不僅是蘇軾對李公麟小篆書法的由衷盛贊與推崇，更是他對書法藝術的深刻體悟、對《心經》般若義理的通透理解，以及對“以藝證道”的執著追求與踐行。這篇贊文，篇幅不長，卻意蘊深遠、字字珠璣，將書法評論的精準、佛理闡發的深邃與文學抒情的靈動完美融合，既展現了蘇軾深厚的藝術素養與精湛的佛學造詣，也生動折射出宋代文人“三教圓融”的精神風貌與“以藝證道”的獨特精神追求，成為後世研習藝禪关系的重要範本。
李公麟以筆墨踐行禪理，將般若智慧融入小篆創作；蘇軾以文字闡釋藝道，將書法體悟與禪理闡發融為一體，二人皆在各自的領域，放下執念、清淨本心，最終達到了藝與禪、心與道的完美合一。千百年歲月流轉，李公麟所書的小篆《心經》，或許早已湮沒於歲月的塵埃之中，不復可見，但蘇軾的這篇《小篆般若心經贊》，卻隨筆墨流傳至今、熠熠生輝，依舊能給後世讀者以深刻啟迪：藝術的真諦，不在於形跡的刻意雕琢，而在於心性的自然流露；禪理的智慧，不在於脫離世俗的空談，而在於日常行事的躬身體悟；般若的光芒，不在於刻意追尋，而在於放下執念後的每一個瞬間、每一次踐行。筆忘心悟，藝禪合一，這便是蘇軾在《小篆般若心經贊》中，留給後世最珍貴、最恒久的精神財富。

附原文《小篆般若心經贊》
草隸用世今千載，少而習之手所安。如舌於言無揀擇，終日應對惟所問。忽然使作大小篆，如正行走值墻壁。縱復學之能粗通，操筆欲下仰尋索。譬如鸚鵡學人語，所習則能否則默。心存形聲與點畫，何暇復求字外意。世人初不離世間，而欲學出世間法。舉足動念皆塵垢，而以俄頃作禪律。禪律若可以作得，所不作處安得禪。善哉李子小篆字，其間無篆亦無隸。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正使怱怱不少暇，倏忽千百初無難。稽首般若多心經，請觀何處非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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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小篆般若心經贊》約作於於元祐三年～四年（1088年～1089年），系對龍眠居士李公麟所作小篆《心經》之贊評，收在《蘇東坡全集》卷四十。這是一篇將藝術評論、佛理闡發、文學創作完美結合的典範之作，代表了蘇軾後期“三教圓融”思想的成熟境界，在宋代文學史、書論史、佛學史上均具有重要價值。贊評成功地將書法藝術論、禪宗般若觀、道家自然觀融為一體，體現宋代文人“以藝證道”的獨特精神追求。蘇軾通過贊評李子書法，實際闡發的是藝術創作與心性修養的統一性：“忘筆”即“無住”，“無意”即“無所得”。
《心經》全名爲《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共一卷，唐·玄奘譯，知仁筆受，貞觀二十三年（649年）譯出。舊傳前譯本有《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一卷（現存），是姚秦·鳩摩羅什所譯，但梁代《出三藏記集》卷四及隋代《法經錄》卷四，都將它列入失譯錄，到了唐代智昇撰《開元錄》，才開始歸之羅什譯籍以內，從此相沿不改，實不可信。此經在玄奘以後續出的異譯本，現存的還有六種︰(1)唐·摩竭提國三藏法月譯，題《普徧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2)唐·罽賓三藏般若共利言譯。(3)唐·智慧輪譯。(4)唐·吐番國師法成譯。(5)唐梵翻對字音本。(2)至(5)之經題均同奘譯。(6)宋·施護譯，題《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此外，據元代《至元錄》卷一拾遺編入記載，尚有唐·不空及契丹·慈賢譯本，已佚。又有藏、蒙、滿文字譯本，都和法月譯本相近。上舉各種譯本內，舊傳失譯本及唐梵翻對字音本，都與奘譯本相同，衹有經的正文，缺首尾序分和流通分，其他譯本則具序、正、流通三分。這或者是由於此經原有大小兩本而然。現存此經的梵本，即有在尼泊爾發現的大本和日本保存的各種傳寫模刻的小本兩類。1864年，比爾始據本經奘譯本譯成英文，1884年，馬克斯·穆勒共南條文雄校訂本經大小兩類梵本，1894年，穆勒重將本經譯成英文並編入《東方聖書》。本經文旨，原出於大部《般若經》內有關舍利子的各品，此即秦譯《大品般若》的〈序〉、〈奉缽〉、〈習應〉、〈往生〉、〈歎度〉五品（《大品般若》卷一至卷二），唐譯《大般若經》第二分初〈緣起〉、〈歡喜〉、〈觀照〉、〈無等等〉四品（《大般若經》卷四〇一至卷四〇五）。各品說佛和舍利子問答般若行的意義、功德，本經即從其中撮要單行，以故在先所出的譯本都缺首尾二分。大經所說義理在發揮菩薩三三昧相應行中以空相應為第一，行空相應的菩薩即不墮二乘，而能嚴淨佛土，成就有情，疾得無上正等正覺。本經依據此義，以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為空相應行。更進而說由空無所得為方便，遣五蘊執，契證實相。全經文句簡約而賅攝般若甚深廣大之義，得其心要，故名為《心經》。至於全經結構，先明能觀智，即深般若；次辨所觀境，即顯示諸法實相即空相，遮遣蘊、處、界，緣生、四諦、智，斷諸法執；後顯所得果，先之以得涅槃果，次之以得菩提果，闡明諸佛皆依甚深般若觀慧相應無所得實相，而得一切智智之義。又本經首尾都說到般若能度苦厄，明般若之出現世間，乃為除世間一切苦，亦即大經所讚歎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多，心念慧益一切眾生，當以一切智智知一切法，度脫一切眾生，除佛智慧，過一切聲聞、辟支佛上等等殊勝功德。經末尊重讚歎般若波羅蜜多，以之為大神咒、大明咒等，原來《大品般若》的〈大明品〉及〈勸持品〉，都直接以般若為明咒，別無咒文，本經所出咒文，亦見於《陀羅尼集經》卷三〈般若波羅蜜多大心經〉段，或系後世所加，總之顯示般若妙慧有勝功用，能速疾成就菩提。
李公麟（1049年～1106年），字伯時，號龍眠居士、龍眠山人，北宋時期舒州（今安徽桐城，一說安徽舒城）人，熙寧三年（1070年）登進士第，一說宋元祐六年（1091年）進士。李公麟在繪畫創作上表現範圍廣闊，道釋、人物、鞍馬、宮室、山水、花鳥等無所不能，且精於臨摹。李公麟現存作品有《五馬圖》、《臨韋偃牧放圖》、《維摩演教圖》（傳）、《免胄圖》（傳）及《聖賢圖》（南宋石到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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